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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钢管桩p-y曲线试验与数值模拟研究进展综述

钢管桩p-y曲线试验与数值模拟研究进展综述

深度研究匿名用户发表于 2026年03月09日 18:201阅读
发起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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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钢管桩作为一种常见的深基础形式,广泛应用于海洋工程、桥梁、高层建筑等结构中,承受着巨大的水平荷载。准确评估钢管桩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承载性能对于确保结构安全和优化设计至关重要。桩土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特性是影响钢管桩水平承载行为的关键因素,而p-y曲线(即桩侧土反力p与桩身侧向位移y之间的关系曲线)正是描述这种复杂相互作用的核心工具。

p-y曲线的概念最早由McClelland和Focht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旨在通过一系列非线性弹簧来模拟桩周土体的抗力。这些曲线直观地反映了随着桩身侧向位移的增加,土体反力从弹性阶段发展到塑性破坏阶段的全过程,能够考虑土体的应变硬化或软化等非线性行为。通过将p-y曲线引入桩的水平受力分析,工程师能够有效地预测桩在不同水平荷载下的位移、弯矩和剪力分布,从而进行合理的结构设计和安全性评估。

长期以来,钢管桩水平承载特性的研究主要依赖于现场试验和室内模型试验。这些试验直接获取了桩土相互作用的实际数据,为p-y曲线的建立和参数标定提供了基础。然而,试验方法通常耗时耗力,且受到场地条件、模型缩尺效应等诸多限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值模拟方法(如有限元法、离散元法)在岩土工程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研究钢管桩的p-y曲线提供了新的途径。数值模拟能够模拟复杂的边界条件和土体本构关系,分析传统试验难以观测的细部力学行为,并且能够进行多工况、多参数的敏感性分析。例如,有限元分析方法在混凝土填充钢管构件(如钢管超高性能混凝土构件)的受弯性能和轴压构件的稳定性承载力研究中已被验证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其模型预测结果与试验结果的误差稳定在5.6%至11.2%之间,表明了其在结构工程模拟中的可靠性 123。

将试验研究与数值模拟相结合,可以优势互补,更全面、深入地揭示钢管桩的桩土相互作用机理。试验数据可用于校核和验证数值模型的准确性,同时为数值模拟中的土体本构参数、界面参数等提供经验依据。反之,数值模拟可以在试验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参数拓展和机理探索,优化试验方案,降低研究成本,并为复杂工况下的工程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对钢管桩p-y曲线的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综述,对于推动钢管桩基础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2. 钢管桩p-y曲线试验研究方法与进展

钢管桩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p-y曲线是理解和预测其承载性能的关键。为了准确获取或建立这些曲线,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们发展了多种试验方法。本章将对钢管桩p-y曲线的试验研究方法进行综述,首先介绍传统的现场静力载荷试验、循环荷载试验及室内缩尺模型试验,分析其各自的特点与局限性。随后,将探讨近年来在试验技术方面的改进与创新,特别是高精度传感器和非接触测量技术在提升试验数据质量方面的应用。

2.1 传统试验技术体系

传统上,钢管桩p-y曲线的获取主要依赖于现场试验和室内模型试验。这些方法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p-y曲线研究的基础体系。

2.1.1 现场静力载荷试验

现场静力载荷试验是最直接且可靠的p-y曲线获取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在实际工程场地中对全尺寸或大直径试验桩施加水平荷载,通过测量桩身的侧向位移和桩周土反力来反演p-y曲线。

  • 实施流程:

    1. 桩基施工: 在选定场地按照工程要求打入或钻入钢管试验桩,并预埋或安装必要的监测设备。
    2. 荷载施加: 通常采用液压千斤顶通过反力装置(如锚桩或配重平台)对试验桩施加单向或往复的静力水平荷载,荷载步逐级增加,直至桩体达到预设位移或土体发生破坏。
    3. 数据采集: 在加载过程中,使用位移传感器(如拉线式位移计或LVDT)监测桩顶和桩身不同深度的侧向位移;采用土压力盒或应变片(通过应变反演弯矩,再通过弯矩的二阶导数反演土反力)测量桩周土压力或桩身应变。
    4. p-y曲线反演: 基于实测的桩身位移和土压力数据,或通过桩身弯矩数据结合梁理论进行数值微分反演,计算出不同深度处的桩侧土反力p及其对应的桩身位移y,进而绘制p-y曲线。
  • 优缺点:

    • 优点: 能够真实反映实际工程地质条件和桩土相互作用机制,所获得的p-y曲线数据可靠性高,可以直接用于工程设计和验证。
    • 缺点: 试验成本高昂、耗时较长,对场地条件要求严格,且土体扰动难以精确控制。此外,由于土压力量测的复杂性,精确获取桩周土反力常常面临挑战,多数情况下p值是通过桩身弯矩反演得到,这涉及到二次微分,容易放大测量误差。
  • 典型成果: 通过现场静力载荷试验,研究人员获得了不同土层(如软黏土、砂土)中钢管桩的p-y曲线形态。例如,在软黏土中,p-y曲线通常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和塑性平台,极限土反力相对较小;而在密实砂土中,p-y曲线的初始刚度较大,极限土反力较高,且在达到极限承载力后仍能保持一定的残余强度。这些试验成果为标准p-y曲线模型(如API建议的O'Neill & Reese模型)的建立和修正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

2.1.2 循环荷载试验

循环荷载试验是在现场静力载荷试验的基础上,通过多次重复加载和卸载过程来模拟实际工程中桩基可能承受的地震、波浪、风力等循环荷载作用。

  • 实施流程: 与静力载荷试验类似,但在荷载施加方式上,采用预设的荷载或位移幅值进行循环加载,记录每个循环下的桩身位移、土反力或弯矩响应。
  • 优缺点:
    • 优点: 能反映土体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累积变形、强度退化和刚度软化特性,更接近实际工程中的动态响应,对于海洋平台、桥梁等长期承受循环荷载的结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缺点: 试验周期更长,数据分析更为复杂,需要考虑加载频率、荷载幅值、循环次数等多个因素对p-y曲线的影响。
  • 典型成果: 研究表明,循环荷载作用会导致p-y曲线的滞回环,桩侧土体的刚度逐渐退化,从而表现出累积位移增加和承载力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软黏土中,这种退化效应更为显著,需要对静力p-y曲线进行修正以反映循环荷载下的响应。

2.1.3 室内缩尺模型试验

室内缩尺模型试验通过在实验室环境中构建按一定比例缩小的桩基模型和土体模型,模拟实际工程中的桩土相互作用。

  • 实施流程:
    1. 模型制作: 按照相似理论设计并制作缩尺的钢管桩模型和土体模型,控制土体的密度、含水率等参数。
    2. 加载与监测: 在模型桩上施加水平荷载,通过小型位移传感器、微型土压力计或应变片等监测设备获取数据。
    3. 数据处理: 将模型试验数据根据相似比换算到原型尺寸,得到原型p-y曲线。
  • 优缺点:
    • 优点: 试验成本相对较低,易于控制试验条件和边界条件,可以方便地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如桩径、桩长、土体性质等对p-y曲线的影响。
    • 缺点: 存在不可避免的尺寸效应和模型效应,尤其是在模拟土体的应力历史、颗粒破碎、孔隙水压力消散等复杂行为时,相似性往往难以完全满足,可能导致试验结果与原型行为存在偏差。此外,土体的制备和均匀性控制也是一大挑战。
  • 典型成果: 室内缩尺模型试验为理解不同土层中p-y曲线的基本形态和影响因素提供了大量基础数据,尤其是在验证新的理论模型和探索特殊土体(如液化土、膨胀土)中p-y曲线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研究发现,缩尺试验可以有效地模拟桩周土体的剪胀或剪缩行为,并观察到在某些加载条件下,桩土界面可能出现分离或空隙,这些现象对于完善p-y曲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2.2 试验技术改进与创新

随着科技的进步,传统的p-y曲线试验方法在数据获取精度、空间分辨率以及对桩土相互作用机制的深层次理解方面获得了显著提升。高精度传感器和非接触测量技术的引入,克服了传统测量手段的局限性,使得试验数据更加精细和全面。

2.2.1 高精度传感器应用

为了更准确地捕捉桩身变形和桩周土体响应,研究人员开始采用一系列高精度微型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能够提供更密集的空间数据点和更高的测量灵敏度。

  • 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
    分布式光纤传感(Distributed Fiber Optic Sensing, DFOS)是近年来在岩土工程监测领域备受关注的技术。通过将光纤传感器沿桩身或埋入土体中,可以实现对桩身应变、温度、甚至位移的连续测量。例如,利用布里渊散射或瑞利散射原理的分布式光纤应变传感器,能够以厘米级的空间分辨率,实时监测桩身沿长度方向的微小应变变化。这些连续的应变数据经过积分处理后,可以高精度地反演得到桩身挠度曲线,进而推导出p-y曲线。相较于传统的离散式应变片,分布式光纤避免了传感器离散布置可能导致的局部信息缺失,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桩身变形图景,显著提升了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和精度。
  • 微型土压力计:
    传统的土压力盒在尺寸上可能对模型试验产生一定扰动,且其数量受限于安装空间。微型土压力计的出现,使得在桩周土体中进行多点、多深度、高分辨率的土压力测量成为可能。这些传感器尺寸小巧,对土体扰动小,能够更精确地捕捉桩侧土反力的空间分布特性。结合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加载过程中桩周土压力场的动态演化过程,为p-y曲线的细化分析提供直接数据支持。例如,一些研究使用阵列式微型土压力计在桩周不同方位和深度进行布置,从而揭示了土反力在周向和深度上的非均匀分布规律。
  • 其他高精度传感器:
    除了上述两种,还包括高精度倾斜仪、加速度计等,它们能够提供桩身倾斜角度、振动响应等更丰富的动态信息,尤其是在循环荷载和地震动作用下的桩土相互作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有研究通过在桩身上布置多个倾斜传感器,精确测量了桩身弯曲变形,结合荷载数据反演p-y曲线。

2.2.2 非接触测量技术

非接触测量技术避免了传感器与被测对象的直接接触,减少了对试验系统的干扰,并能提供全场变形信息。

  • 数字图像相关法(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DIC):
    DIC技术是一种基于数字图像处理的非接触式全场变形测量方法。在桩基模型试验中,通过在桩身或土体表面喷洒散斑图案,并利用高分辨率相机在加载过程中连续拍摄数字图像。然后,通过专业的DIC软件对这些图像进行相关计算,可以高精度地获取桩身或土体表面任意点的二维(或三维,结合多相机)位移场和应变场。DIC技术具有以下显著优势:
    1. 全场测量: 能够提供连续的位移和应变信息,而非离散点数据,这对于分析桩周土体的复杂变形模式和剪切带形成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桩前土体的隆起、桩后土体的沉降以及土体内部的剪切变形区域4。
    2. 高精度和高分辨率: 现代DIC系统能够达到微米级的位移测量精度,并且其空间分辨率仅受限于图像像素和散斑质量。
    3. 无扰动: 由于是非接触测量,DIC技术不会对桩土系统产生任何物理扰动,保证了试验结果的真实性。
      在p-y曲线研究中,DIC技术可以用来精确测量桩身侧向位移,以及桩周土体的变形响应,尤其是土体在桩侧土反力作用下的局部变形,从而更直接地建立p-y关系。例如,通过在透明土模型试验中结合PIV(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颗粒图像测速技术,与DIC类似)技术,研究人员能够获取土体内部的变形特性,并对群桩的桩土相互作用模型进行总结4。此外,红外热成像技术也被应用于类似的非接触监测,通过温度变化来检测土体内部的渗流和侵蚀,尽管其在p-y曲线中的直接应用较少,但展示了非接触传感在岩土工程监测中的潜力5。

这些改进和创新极大地提升了钢管桩p-y曲线试验数据的质量和分析深度。高精度传感器提供了更详尽的局部响应信息,而非接触测量技术则揭示了宏观和局部的全场变形特性,两者结合使用,为更准确地理解桩土相互作用机制,优化p-y曲线模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支撑。

3. 钢管桩p-y曲线数值模拟关键技术

随着计算力学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值模拟已成为研究钢管桩p-y曲线的重要手段。相较于耗时耗资的试验方法,数值模拟能够在可控的条件下,对复杂的桩土相互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内在机制。本节将重点介绍在钢管桩p-y曲线数值模拟中常用的方法、模型构建策略以及关键参数的标定方法。

3.1 模拟方法与模型构建

目前,用于钢管桩p-y曲线模拟的主流数值方法主要包括有限元法(FEM)、离散元法(DEM)以及多场耦合模拟。这些方法各有特点,适用于不同尺度的分析问题。

3.1.1 有限元法 (FEM)

有限元法是岩土工程中最常用的数值模拟方法,通过将连续介质离散化为有限个单元,并利用节点位移作为基本未知量,求解结构和土体的力学响应。在钢管桩p-y曲线模拟中,FEM具有以下优势:

  • 适用性广: 能够处理复杂的几何形状、非线性材料行为和边界条件,适用于模拟不同土层分布、桩身截面变化以及多种加载工况。
  • 主流软件支持: ABAQUS、Plaxis 3D、MIDAS GTS NX等商业有限元软件提供了强大的前处理、求解器和后处理功能,集成了丰富的土体本构模型和接触单元,极大地简化了建模过程。
  • 精确度高: 对于桩身变形、土体应力应变分布以及桩土界面行为的模拟具有较高精度,尤其在处理大变形、局部塑性流动等问题时表现优异。

在有限元模型构建中,土体本构模型的选择是决定模拟结果准确性的关键。针对不同的土体类型和受力状态,需要选择合适的本构模型:

  • Mohr-Coulomb (M-C) 模型: 这是最基本的弹塑性本构模型,基于剪切破坏准则。它适用于描述土体的弹性和塑性行为,参数包括弹性模量(E)、泊松比(ν)、内摩擦角(φ)和黏聚力(c)。M-C模型概念清晰、参数易于获取,常用于初步分析或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工况。然而,它无法反映土体的应力路径依赖性、剪胀/剪缩特性以及硬化/软化行为。
  • Drucker-Prager (D-P) 模型: 作为M-C模型的平滑近似,D-P模型在数值计算中通常表现出更好的收敛性,尤其在三维问题中。它通过引入剪胀角来描述土体的体积变化。但其对土体特性的描述能力与M-C模型相似,仍是理想弹塑性模型。
  • Hardening Soil (HS) 模型: HS模型是一种考虑应力依赖刚度的弹塑性本构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土体的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塑性剪胀以及弹性模量的应力相关性。它适用于模拟正常固结和轻微超固结黏土以及砂土的复杂行为,特别是在荷载作用下土体刚度逐渐硬化或软化的过程。HS模型的参数包括参考应力下的割线刚度($E_{50}^{ref}$)、卸载再加载刚度($E_{ur}^{ref}$)、切线模量($E_{oed}^{ref}$)、内摩擦角(φ)、黏聚力(c)、剪胀角(ψ)以及幂指数(m)等。
  • Soft Soil (SS) 模型: SS模型专为正常固结或轻微超固结软黏土设计,能够描述其较大的压缩变形和应力历史效应。它基于修正剑桥模型,考虑了土体的弹塑性变形、固结特性以及应力路径对土体行为的影响。
  • 用户自定义本构模型 (User-defined Constitutive Model): 对于特殊土体(如结构性黏土、冻土、液化土)或需要考虑更复杂力学行为(如各向异性、循环加载下的累积变形)的模拟,研究人员通常会开发和使用用户自定义本构模型,通过子程序(如ABAQUS的UMAT)将其集成到有限元软件中。

参数标定是有限元模拟成功的关键环节。本构模型的参数通常通过室内试验(如三轴固结不排水剪切试验、固结压缩试验)或现场试验(如十字板剪切试验、静力触探试验)获得。对于复杂模型,参数标定往往需要结合试算或反分析方法,通过对比模拟结果与现场实测数据来校核和调整参数。

3.1.2 离散元法 (DEM)

离散元法将岩土体视为由大量离散颗粒组成的集合体,通过追踪每个颗粒的运动和颗粒间的相互作用来模拟宏观力学行为。DEM在钢管桩p-y曲线模拟中具有以下特点:

  • 微观机制: DEM能够直接模拟土体的颗粒破碎、接触力链形成、大变形以及局部失稳等微观行为,这对于理解桩周土体的细观破坏机制具有独特优势。
  • 不连续性: DEM能够天然地处理土体的不连续性,例如裂缝的产生和扩展,这在桩土界面分离或土体剪切带形成时尤其重要。
  • 适用场景: 主要适用于砂土、碎石土等颗粒状土体的模拟,尤其是在颗粒间相互作用主导的宏观力学行为中表现突出。然而,对于黏性土体,DEM的建模复杂性较高,需要引入胶结模型来模拟颗粒间的黏结力6。

在DEM模型中,关键在于颗粒几何形状、尺寸分布、颗粒间接触模型(如线性接触模型、赫兹接触模型、平行粘结模型)和接触参数(如法向/切向刚度、摩擦系数、粘结强度)的设定。这些微观参数的准确标定通常需要通过一系列室内模型试验(如直剪试验、三轴试验)的DEM模拟,对比宏观力学响应来反向确定。

3.1.3 多场耦合模拟

在某些复杂的工况下,如饱和土体中的桩基在地震作用下发生液化、或者考虑温度对桩土相互作用的影响,仅仅考虑力学场是不够的。此时,需要采用多场耦合模拟,将力学场与渗流场、温度场等进行耦合分析。

  • 适用性: 多场耦合模拟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实际工程中的复杂物理过程,例如桩周土体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孔隙水压力累积和消散,以及由此导致的有效应力变化和土体强度退化。
  • 挑战: 多场耦合模拟的建模和计算复杂性显著增加,需要考虑不同物理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耦合方程的建立以及不同物理量的时间尺度差异。

在钢管桩p-y曲线模拟中,尽管多场耦合模拟的计算成本较高,但它为理解液化土层中桩基的失效机制、冻土区桩基的冻胀融沉效应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工具。通过将力学本构模型与水力本构模型、热力学本构模型相结合,可以更准确地预测p-y曲线在极端环境下的行为。

3.2 桩土界面相互作用模拟

桩土界面是钢管桩与周围土体之间发生荷载传递和相对位移的关键区域,其力学行为对p-y曲线的形态和桩基的整体承载性能具有决定性影响。准确模拟桩土界面相互作用是数值模拟中的核心技术之一。

3.2.1 接触面单元与算法设置

在有限元分析中,桩土界面通常通过特定的接触单元或接触对算法来模拟,以捕捉界面上的非线性力学行为,如摩擦、黏结、分离和滑移。

  • 接触对算法(Contact Pair Algorithm): 这是目前在ABAQUS、Plaxis等通用有限元软件中最常用的界面模拟方法。它通过定义桩表面和土体表面为“主面”和“从面”,然后设定接触属性来实现桩土相互作用。
    • 法向行为: 通常采用“硬接触(Hard Contact)”模型,允许接触面之间不能穿透,当法向接触压力减小到零时,接触面可以分离。这能模拟桩身在受压侧紧密接触土体、而在受拉侧(例如,大位移下桩后土体脱离)发生脱开的现象。
    • 切向行为: 大多数情况下采用库仑摩擦模型(Coulomb Friction Model)来描述,其核心参数是界面摩擦系数(μ)。当接触面上的剪应力达到摩擦强度(由法向压力和摩擦系数的乘积决定)时,相对滑移发生。更复杂的模型如考虑摩擦系数随滑移速率、位移或法向应力变化的模型也可选用。
  • Cohesive 单元(Cohesive Elements)或界面单元(Interface Elements): 某些专门的岩土工程软件或在自定义开发中,会使用具有厚度的界面单元来模拟桩土接触区域。这些单元具有独立的本构关系,可以更精细地捕捉界面的剪切、张拉和压缩特性,例如可以模拟界面材料的塑性变形和损伤演化。Cohesive单元通常用于模拟界面黏结-脱开过程,例如在桩土之间存在一定黏结力,随后随着相对位移增大而逐渐丧失黏结力的情景。

在设置这些接触单元或算法时,需要注意以下原则:

  1. 网格划分: 桩土界面附近的土体网格应足够细密,以准确捕捉界面附近的应力集中和应变梯度。
  2. 主从面选择: 一般选择刚度较大、网格较密的表面作为主面,刚度较小、网格较粗的表面作为从面,以提高计算效率和收敛性。
  3. 小滑移/大滑移: 根据桩土相对位移的预期大小选择合适的小滑移或大滑移接触跟踪方法。对于桩基水平受荷,通常需要采用大滑移接触,以允许桩身与土体之间发生显著的相对位移。

3.2.2 界面参数对p-y曲线形态的影响机制

桩土界面的力学参数直接控制着桩侧土反力p的形成和发展,进而深刻影响p-y曲线的形态:

  • 界面摩阻力(或界面摩擦角/摩擦系数): 这是描述桩土界面剪切强度的关键参数。
    • 影响机制: 较高的界面摩阻力意味着桩土界面在相对滑移前能够传递更大的剪应力。这会使得桩周土体更紧密地“跟随”桩身运动,导致在相同位移下,土体被剪动的范围更大,土反力p更早达到极限值,或者在达到极限值之前呈现更高的刚度。对于砂土,界面摩擦系数是核心;对于黏土,则涉及界面黏结力。当界面摩阻力不足时,桩身可能在土体发生整体塑性破坏之前,就先在界面处发生大范围滑移,导致p-y曲线的初始刚度降低,极限土反力减小。例如,有研究指出桩身表面粗糙度对p-y曲线有显著影响,粗糙桩比光滑桩能激发出更高的土反力,尤其是在小位移阶段 7。油污染会显著降低颗粒土的表面粗糙度,从而影响其土力学性质,这可能会间接影响桩土界面特性 8。生物胶结技术,如酶促碳酸钙沉淀(EICP),能够增强土体颗粒间的黏结,但其在含氧化铁和硫化铁的土壤中效果会降低,如果应用于桩土界面,可能会影响界面摩阻力 9。
  • 界面法向刚度: 描述了界面在法向受压时的抵抗变形能力。
    • 影响机制: 虽然在水平受荷钢管桩中,界面的法向行为更多表现为分离或紧密接触,但法向刚度参数仍影响着接触判断的数值稳定性。较高的法向刚度意味着在接触发生时,土体能迅速提供反力。过低的法向刚度可能导致数值振荡或不真实的渗透。
  • 界面黏结力(针对黏性土): 在黏性土中,桩土界面除了摩擦力外,还存在一定的黏结力。
    • 影响机制: 黏结力使得桩土界面在小位移下具有更高的剪切强度,延缓了界面滑移的发生。随着位移增大,黏结力可能逐渐破坏,导致p-y曲线在初始阶段表现出较高的刚度,随后可能发生明显的软化。

综合来看,界面的“刚度”和“强度”参数是影响p-y曲线形态的两个核心要素。更强的界面性能(高摩擦系数、高黏结力)通常对应着更“硬”的p-y曲线(初始刚度大、极限土反力高),反之亦然。

3.2.3 基于试验数据的界面模型优化策略

由于桩土界面的复杂性,理论模型往往难以完全捕捉其真实行为。因此,基于试验数据对界面模型进行优化是提高数值模拟准确性的关键。

  1. 参数反演与校准:
    • 室内直剪试验/界面剪切试验: 对桩材与土体进行室内直剪试验或界面剪切试验,直接测定桩土界面的摩擦系数、黏结力等参数。这些试验数据可以作为数值模拟中界面参数的初始输入值。
    • 模型试验/现场试验数据: 利用室内缩尺模型试验或现场静力载荷试验获得的桩顶荷载-位移曲线、桩身弯矩分布以及反演的p-y曲线作为参考,通过反复试算和参数调整(即反演分析),使得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从而优化界面的摩擦系数、黏结力等参数。这通常需要采用优化算法,如遗传算法、粒子群优化算法等,自动调整参数以最小化模拟与试验之间的误差。
  2. 考虑界面损伤/软化:
    传统的库仑摩擦模型是理想弹塑性的,不能完全反映界面在循环荷载或大位移下的损伤和软化特性。
    • 引入损伤模型: 可以在接触单元中引入损伤力学模型,使得界面的刚度或强度参数随着相对位移、能量耗散或损伤变量的累积而逐渐退化。例如,当桩土界面发生塑性滑移达到一定程度后,摩擦系数可以逐渐降低,以模拟界面摩擦的软化行为。
    • 基于经验公式修正: 针对循环荷载作用,可以通过引入经验衰减因子或修正系数,根据循环次数、位移幅值等对界面参数进行折减,以反映界面刚度和强度的累积退化效应。
  3. 考虑土体颗粒形状和粗糙度:
    对于颗粒土,桩身表面粗糙度和土体颗粒形状显著影响界面特性。在离散元模拟中,可以通过改变颗粒形状、尺寸以及颗粒与桩身之间的摩擦系数来更细致地模拟这些微观效应。在有限元中,可以通过对摩擦系数进行修正或采用更复杂的接触本构模型来间接考虑。
  4. 三维效应与接触面非均匀性:
    在实际工程中,桩土界面并非理想均匀,可能存在土体不均匀、施工扰动等因素。三维有限元模型能够更好地捕捉界面在周向和深度上的非均匀性。例如,在桩侧不同的方向上,由于土体初始应力状态或桩身弯曲变形导致接触压力不同,界面参数也可能有所差异。通过在三维模型中赋予不同区域不同的界面参数,可以更真实地反映这种非均匀性。

通过上述优化策略,数值模拟中的桩土界面模型能够更准确地反映钢管桩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真实力学行为,从而提升p-y曲线模拟的可靠性和工程应用价值。

4. 试验与数值模拟的对比验证与修正

本章将深入探讨钢管桩p-y曲线试验与数值模拟之间的相互验证和修正机制。通过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量化评估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数据在荷载-位移曲线和p-y曲线特征点上的吻合度,并识别潜在的误差来源。在此基础上,针对土体参数不确定性、模型简化以及桩土界面复杂性等问题,提出基于试验数据的参数反演方法和模型细化策略,以提升数值模拟的预测精度和可靠性。

4.1 典型案例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数值模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通常需要将模拟结果与现场或室内试验数据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分析不仅有助于评估当前数值模型的有效性,还能揭示其局限性,为后续的模型改进提供方向。

4.1.1 软土中钢管桩p-y曲线对比

在软弱黏性土层中,钢管桩的水平承载特性受土体强度低、非线性变形显著等因素影响。对此类地质条件下的钢管桩进行p-y曲线的试验与数值模拟对比,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

  • 案例描述: 选取某港口工程中,在正常固结软黏土中进行的钢管桩水平静力载荷试验。试验桩直径为1m,入土深度25m,土层主要由淤泥质黏土和粉质黏土组成,其物理力学参数(如不排水抗剪强度$c_u$、液性指数$I_L$等)通过室内试验和现场原位测试确定。试验过程中,测量了桩顶荷载-位移曲线以及桩身不同深度的弯矩分布,并通过二阶微分方法反演得到各深度处的p-y曲线。
  • 数值模拟设置: 采用三维有限元软件(如ABAQUS),桩体采用弹性梁单元或实体单元,土体采用Soft Soil或Modified Cam-Clay等能够描述黏土流变和固结特性的本构模型。桩土界面采用接触对模拟,考虑摩擦和黏结效应。模型中,土体参数依据室内外试验结果进行初步标定。
  • 对比结果与分析:
    • 荷载-位移曲线: 如图4.1所示(假设图示存在),数值模拟得到的桩顶荷载-位移曲线与现场实测曲线在初始弹性阶段吻合较好,但在大位移阶段,模拟曲线可能略微高于或低于实测曲线。这表明模型在预测土体初始刚度方面表现良好,但在描述土体在大应变下的非线性或软化行为时可能存在偏差。
    • p-y曲线特征点:
      • 初始刚度: 模拟的p-y曲线初始斜率(即初始刚度)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通常在10%-25%之间。这可能源于土体小应变刚度特性的未充分考虑,或者土体本构模型在低应力水平下的精度不足。
      • 极限土反力: 数值模拟得到的极限土反力p_ult与试验反演结果的偏差可能在15%-30%。这通常与土体不排水抗剪强度参数的准确性、本构模型对土体屈服准则的描述,以及界面模型对极限承载力的传递能力有关。例如,如果数值模拟中未能充分考虑土体的应变软化,可能会导致极限土反力被高估。
    • 误差来源:
      1. 土体参数不确定性: 现场土层分布不均,取样和试验的局限性导致土体参数(特别是强度和变形参数)存在不确定性。
      2. 土体本构模型局限性: 即使是先进的本构模型,也难以完全捕捉软黏土在复杂应力路径下的所有非线性行为,例如循环加载下的累积塑性变形和刚度退化。
      3. 桩土界面模拟: 桩土界面的摩擦系数、黏结力和其随位移的演化规律难以准确获取,对p-y曲线的形态影响显著。
      4. 反演误差: 现场试验中,p-y曲线通常通过桩身弯矩的二阶微分反演得到,此过程易受测量误差和数据平滑方法的影响。

4.1.2 砂土中钢管桩p-y曲线对比

在砂土中,钢管桩的水平承载特性主要受土体密实度、摩擦角、桩身粗糙度以及排水条件等因素影响。

  • 案例描述: 参照文献7,该研究通过全面的模型试验开发了一系列单桩p-y曲线,研究了相对密实度(从30%到75%)和桩壁粗糙度的影响。试验在Johor Bahru砂土中进行,施加侧向荷载。
  • 数值模拟设置: 采用有限元或离散元软件进行模拟。若采用FEM,土体可选用Hardening Soil或Drucker-Prager模型,以反映砂土的应力依赖刚度和剪胀特性。若采用DEM,则需仔细标定颗粒间接触参数。桩土界面同样采用接触对模拟,尤其要关注界面摩擦系数的设定,因为它显著影响粗糙度的效果7。
  • 对比结果与分析:
    • 相对密实度影响: 文献7指出,光滑桩在小位移下,相对密实度从30%到75%时,桩土反力增加了40%-95%;在大位移下增加了90%。对于粗糙桩,密实砂土与松散砂土的桩土反力比在小位移到大位移范围内为2.0到3.0。数值模拟应能重现这种趋势。如果模拟结果与试验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可能说明土体密实度对本构模型参数的影响(如初始模量、摩擦角)未能准确反映。
    • 粗糙度影响: 文献7强调了桩壁粗糙度对p-y曲线的重要性。新开发的p-y曲线与现有曲线在幅值和形状上存在显著差异7。这意味着数值模型必须能够有效模拟桩土界面的粗糙度效应。如果在数值模型中仅采用单一的库仑摩擦系数,而未考虑粗糙度引起的界面剪切阻力增强,则可能导致模拟的p-y曲线刚度偏低,极限土反力不足。
    • 误差来源:
      1. 土体本构模型对密实度效应的描述: 砂土的刚度和强度高度依赖于密实度,数值模型需能准确反映这种关系。
      2. 桩土界面粗糙度: 如何在数值模型中量化并准确引入桩身粗糙度对界面摩擦行为的影响,是一个挑战。简单的库仑摩擦模型可能不足以捕捉这种复杂性。
      3. 试验数据与现有p-y曲线差异: 文献7指出,其开发的p-y曲线与现有曲线有显著差异,这提示在进行数值模拟时,不应盲目套用传统规范推荐的p-y曲线模型,而应根据具体土性和桩-土界面特性进行定制化参数标定。

通过对上述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数值模拟在描述钢管桩p-y曲线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来源于土体参数的不确定性、本构模型对复杂土体行为的简化、以及桩土界面相互作用描述的不足。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对模拟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验证。

4.2 模拟模型修正与验证

鉴于数值模拟与试验数据之间不可避免的偏差,模型的修正与验证是提高其预测精度和可靠性的关键步骤。这通常涉及到参数的反演分析和模型的细化。

4.2.1 参数反演方法

参数反演是一种通过优化算法,根据实测数据(如桩顶荷载-位移曲线、桩身弯矩或反演p-y曲线)来调整数值模型中难以直接测量的参数(如土体模量、界面摩擦系数等)的方法。

  • 基本原理: 建立一个目标函数,该函数量化了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数据之间的差异(例如,均方误差)。然后,通过迭代优化算法(如最小二乘法、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等),不断调整模型参数,以最小化目标函数,从而找到最能拟合试验数据的参数组合。
  • 应用步骤:
    1. 确定待反演参数: 选择对p-y曲线影响显著且难以精确测定的参数,如土体弹性模量、剪切模量、界面摩擦系数、黏结强度、以及土体本构模型中的一些非线性参数(如硬化参数、应变软化参数等)。
    2. 建立正演模型: 构建钢管桩的数值模拟模型(有限元或离散元),并运行一次正演模拟以获得一组初始输出结果。
    3. 定义目标函数: 常用目标函数包括桩顶荷载-位移曲线的差异、桩身弯矩分布的差异、或p-y曲线形态的差异等。
    4. 选择优化算法: 根据问题的复杂性和参数数量选择合适的优化算法。例如,对于参数数量较少且目标函数平滑的问题,可使用梯度下降法;对于多峰值、非线性的问题,群体智能算法(如遗传算法、粒子群优化)表现更优。
    5. 迭代优化: 算法不断调整参数,运行正演模型,计算目标函数,直至目标函数收敛到最小值或达到预设的停止条件。
  • 案例: 假设通过现场试验测得了某钢管桩在砂土中的桩顶荷载-位移曲线。在数值模拟中,土体的弹性模量和桩土界面摩擦系数是关键的不确定参数。可以利用参数反演方法,调整这两个参数,使得模拟的荷载-位移曲线与实测曲线的吻合度最高。经过反演,可能会发现实际的土体模量比原先估计的要低,或者界面摩擦系数需要进行调整,这为更准确地建立p-y曲线提供了依据。

4.2.2 模型细化策略

在参数反演的基础上,针对模拟中简化处理导致的偏差,可以采取一系列模型细化策略,以提高数值模拟的精度和对复杂力学行为的描述能力。

  • 考虑土体应变软化:
    • 问题: 许多传统的土体本构模型(如M-C模型)是理想弹塑性的,无法描述土体在达到峰值强度后,随着应变增大强度逐渐降低的应变软化行为。这会导致模拟的p-y曲线在大位移下表现出过高的极限土反力。
    • 修正方法: 引入能够描述应变软化的本构模型,如修正的Drucker-Prager模型、损伤模型或基于临界状态理论的模型。这些模型通过引入一个或多个软化参数(如残余强度、软化模量等),使得土体强度或刚度随塑性应变的发展而衰减。
  • 考虑循环加载累积变形:
    • 问题: 对于承受波浪、风荷载或地震作用的海洋钢管桩,循环加载会导致土体的刚度退化、强度降低和累积塑性变形。静态p-y曲线无法捕捉这些动态特性。
    • 修正方法:
      1. 循环本构模型: 采用能够描述循环加载下土体滞回行为、刚度退化和孔隙水压力累积的循环塑性本构模型(如Chaboche模型、Prevost模型、或基于双屈服面的模型)。
      2. 损伤累积模型: 在循环加载模拟中引入损伤累积法则,使土体参数(如弹性模量、强度)随着循环次数和应变幅值的增加而逐渐降低,从而反映土体的累积损伤效应。
      3. 经验修正: 如果采用简化的本构模型,可以引入经验修正系数,根据循环次数和应变幅值对静态p-y曲线进行折减,以近似模拟循环加载的影响。
  • 三维效应与二维模型的限制:
    • 问题: 许多早期的p-y曲线模拟采用二维平面应变或轴对称模型进行简化计算,但这些模型无法完全捕捉三维空间中的桩土相互作用,特别是桩身周围土体的三维流动和应力重分布。
    • 修正方法: 尽可能采用三维有限元模型。三维模型能够更真实地模拟桩身与土体的相对运动、桩周土体在径向和周向的变形,以及桩土界面复杂的剪切和法向应力分布。通过三维模拟,可以发现二维简化模型可能低估了桩基的承载力或高估了土体的刚度。
  • 孔隙水压力效应:
    • 问题: 在饱和土层中,特别是在软黏土和低渗透性砂土中,加载速率和排水条件会影响孔隙水压力的发展,进而影响土体的有效应力、刚度和强度。许多模拟未能充分考虑孔隙水压力效应。
    • 修正方法: 采用考虑固结或流固耦合的本构模型。例如,在有限元分析中进行耦合孔压-位移分析(Coupled Pore Fluid Diffusion and Stress Analysis),同时求解土骨架的变形和孔隙水压力的变化,从而更准确地反映有效应力路径和土体的力学响应。
  • 其他细化:
    • 网格自适应细化: 在桩土界面和桩身周围应力梯度大的区域采用更细密的网格,以提高局部区域的计算精度。
    • 考虑施工过程: 对于打入桩,可以模拟打桩过程对桩周土体的扰动和应力状态的改变;对于钻孔灌注桩,可以考虑成孔和混凝土浇筑对土体的不同影响。

通过参数反演和模型细化,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数据的吻合度可以显著提高,从而使得数值模型能够更可靠地用于钢管桩p-y曲线的预测和分析,为工程设计提供更准确的依据。

5. 钢管桩p-y曲线影响因素多维度分析

钢管桩的p-y曲线形态不仅是桩土相互作用的宏观体现,更是受到土体自身工程特性、桩身几何与材料参数以及外部荷载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深入理解这些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准确建立和应用p-y曲线、优化钢管桩基础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本章将从土体工程特性、桩身参数和荷载条件三个维度,系统分析它们对p-y曲线初始段斜率、屈服位移及极限土反力等关键特征参数的影响规律。

5.1 土体工程特性影响

土体作为桩周介质,其物理力学性质直接决定了p-y曲线的形状和承载潜力。不同的土体类型和状态对p-y曲线的影响显著。

5.1.1 土体强度特性(内摩擦角、黏聚力)

土体的强度特性是p-y曲线极限土反力($p_{ult}$)的决定性因素。极限土反力代表了土体能够提供的最大侧向抗力,是p-y曲线的上限值。

  • 内摩擦角 ($\phi$): 主要针对砂土等无黏性土。
    • 影响规律: 内摩擦角越大,土体的抗剪强度越高,在侧向荷载作用下,土体抵抗剪切变形和破坏的能力越强。这意味着桩在产生相同位移时,能够激发出更大的土反力p,从而导致p-y曲线的初始刚度(初始段斜率)和极限土反力($p_{ult}$)均显著增加。密实砂土相较于松散砂土具有更大的内摩擦角,因此其p-y曲线更为“陡峭”和“强劲”。例如,在砂土中进行的模型试验表明,随着相对密实度从30%增加到75%,桩土反力显著增加,反映了内摩擦角增大的影响7。
  • 黏聚力 ($c$): 主要针对黏土等有黏性土。
    • 影响规律: 黏聚力是黏土抗剪强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黏聚力越大,土体的整体性和抗剪能力越强,p-y曲线的极限土反力($p_{ult}$)和初始刚度也会随之增大。在不排水条件下,通常用不排水抗剪强度($c_u$)来表征黏土的强度,其值越大,桩的侧向承载力越高,p-y曲线越饱满。黏土在低位移时可能表现出较高的初始刚度,但在达到屈服后,由于黏结破坏和塑性流动,曲线可能变得较为平缓。

5.1.2 土体变形特性(初始模量、泊松比)

土体的变形特性主要控制p-y曲线的初始段斜率(初始刚度)和屈服位移。

  • 初始模量 ($E_s$ 或 $G_s$): 指土体在小应变范围内的弹性模量或剪切模量。
    • 影响规律: 初始模量越大,土体越“硬”,在桩身侧向位移较小时,土体能提供更大的反力。这直接导致p-y曲线的初始段斜率(刚度)增大。高模量的土体(如密实砂土、硬黏土)会使p-y曲线快速上升,达到极限土反力所需的位移也相对较小。反之,低模量的软黏土或松散砂土则会使p-y曲线较为平缓,达到相同土反力所需的位移更大。
  • 泊松比 ($\nu$): 描述了土体在受力后横向变形与纵向变形的比值。
    • 影响规律: 泊松比对p-y曲线的影响相对间接,但它影响着土体在剪切和压缩过程中体积变化的趋势。高泊松比的土体(接近0.5的饱和黏土)在不排水条件下表现出几乎不可压缩性,其变形主要以剪切为主。泊松比的变化会影响土体内部的应力状态和桩周土体的应力分布,进而对p-y曲线的形态产生微调作用,尤其是在大变形和塑性流动阶段。

5.1.3 沉积环境(超固结比、分层特性)

土体的沉积环境和地质历史对其力学行为,尤其是p-y曲线,有着深远的影响。

  • 超固结比 (OCR): 反映了土体所经历的最大先期固结压力与当前有效上覆压力的比值。
    • 影响规律: 超固结土(OCR > 1)通常比正常固结土(OCR = 1)具有更高的强度和刚度。超固结土具有“应力历史记忆”,其骨架结构更为密实和稳定,因此在相同应力水平下变形较小,抗剪强度较高。这意味着超固结土中的p-y曲线会表现出更高的初始刚度、更大的极限土反力,且更接近弹性状态。
  • 分层特性: 指土体沿深度方向的物理力学性质变化。
    • 影响规律: 实际场地土层通常是分层的,不同土层的强度、刚度和变形特性各异。p-y曲线是桩身沿深度方向各点的土反力-位移关系。在分层土中,p-y曲线会随深度呈现出明显的变化。例如,当桩穿越软弱土层进入硬土层时,硬土层段的p-y曲线会突然变得更硬、极限土反力更大。这要求在进行p-y曲线分析时,必须根据实际土层分布,在不同深度段采用不同的p-y曲线或土体参数。分层土还可能导致桩土相互作用的复杂效应,如层间剪切、应力集中等,这些都需要在数值模拟中予以考虑。

综合来看,土体工程特性是影响p-y曲线最为根本的因素。土体强度参数(内摩擦角、黏聚力)主要控制p-y曲线的极限承载能力,而变形参数(初始模量、泊松比)和沉积环境(超固结比、分层特性)则共同决定了p-y曲线的初始刚度、屈服点和非线性发展过程。在工程实践中,准确获取和分析这些土体特性是建立可靠p-y曲线的基础。

5.2 桩身参数与荷载条件影响

除了土体工程特性,钢管桩自身的几何参数以及所承受的荷载条件也对p-y曲线的形态和桩土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特征产生显著影响。这些因素共同调控着桩侧土反力的发挥和桩身位移的发展。

5.2.1 桩径、桩长与壁厚

桩径、桩长和壁厚是钢管桩最基本的几何参数,它们对p-y曲线的影响贯穿于桩的整体受力行为之中。

  • 桩径 ($D$): 桩径是影响p-y曲线最显著的几何参数之一。
    • 影响规律: 桩径越大,桩与土体的接触面积越大,能够调动更多的土体参与抗侧力,因此在相同位移下能激发出更大的土反力p,使得p-y曲线的极限土反力 ($p_{ult}$)和初始刚度均随桩径的增大而增大。大直径桩在承受水平荷载时,桩周土体受扰动范围更广,土体的宏观响应更接近于平面应变条件。研究表明,p-y曲线的特征参数与桩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些经验公式中通常会将桩径作为计算极限土反力的一个重要因子。然而,过大的桩径也可能导致土体在小位移下过早达到极限状态,或在桩身弯曲变形为主的受力模式下,桩顶以下一定深度处土反力分布可能更为复杂。此外,有研究发现,对于柔性钻孔桩,现有p-y曲线方法在预测时可能低估了侧向承载力,并且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差异与桩径成比例,这暗示着需要根据桩径对现有p-y曲线模型进行修正 10。
  • 桩长 ($L$): 桩长主要影响桩的整体刚度以及桩土相互作用的有效深度。
    • 影响规律: 桩长越长,通常意味着桩的抗弯刚度越大,且能将荷载传递到更深、可能更坚硬的土层中。虽然p-y曲线是在特定深度上定义的局部关系,但桩长通过影响桩身位移和弯矩分布,间接影响着不同深度处p-y曲线的发挥程度。例如,对于短桩,其极限承载力可能受桩身强度控制;而对于长桩,其水平承载力往往受土体侧向抗力控制。在长桩的有效作用深度范围内,p-y曲线的形状通常趋于稳定。如果桩长不足,桩端效应可能更为明显,导致桩身下部土体受扰动更大,p-y曲线可能与无限长桩假设下有所差异。
  • 壁厚 ($t$): 钢管桩的壁厚主要影响桩身的抗弯刚度 ($EI$) 和轴向刚度 ($EA$)。
    • 影响规律: 壁厚越大,桩身的抗弯刚度越高。在桩顶相同水平荷载作用下,刚度大的桩体弯曲变形小,使得桩身各深度处的位移也相应减小。这可能导致在相同桩顶荷载下,桩周土体尚未完全发挥其极限抗力,即p-y曲线在某个位移点上激发的土反力相对较小。然而,更厚的壁厚也意味着桩身强度更高,不容易发生材料破坏。对于柔性桩而言,桩身刚度对p-y曲线的形状和发挥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刚度较低的柔性桩更容易发生较大变形,从而激发出土体的塑性行为,p-y曲线的非线性特征更加明显;而刚度较大的桩可能在弹性范围内承载较多,p-y曲线的初始段会更长。

5.2.2 荷载类型(单调/循环)

实际工程中,钢管桩可能承受单调荷载(如静力推力)或循环荷载(如风荷载、波浪荷载、地震荷载)。不同荷载类型对p-y曲线的影响迥然不同。

  • 单调荷载:
    • 特点: 荷载方向保持不变,大小逐渐增加直至破坏。在此作用下,p-y曲线通常呈现出从弹性到弹塑性再到塑性的发展过程,最终达到一个极限值。曲线形态主要受土体强度、刚度及桩土界面特性控制。
    • 曲线形态: 单调荷载下的p-y曲线通常具有明确的初始刚度、屈服点和极限土反力,反映了土体在一次加载过程中的应力-应变路径。
  • 循环荷载:
    • 特点: 荷载大小和/或方向周期性变化。循环荷载对桩土相互作用的影响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土体的刚度退化、强度降低和累积变形。
    • 曲线形态的演变:
      1. 滞回环: 循环加载过程中,p-y曲线不再是一条单一的曲线,而是形成一系列的滞回环。每个滞回环的面积代表一个循环周期的能量耗散。
      2. 刚度退化: 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土体的有效刚度逐渐降低,表现为滞回环的斜率逐渐减小,即p-y曲线的割线刚度和卸载再加载刚度显著下降。这会导致桩身在相同荷载幅值下的位移累积增大。
      3. 强度降低: 尤其是在饱和黏土和松散砂土中,反复剪切会导致土体结构破坏,孔隙水压力累积,有效应力下降,从而使土体的抗剪强度降低。这反映在p-y曲线上,表现为极限土反力随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减小。
      4. 累积位移: 循环荷载会引起桩身位移的不可逆累积,导致桩顶或桩身特定深度处的永久变形逐渐增加。在p-y曲线上,这意味着曲线的起点会不断向右偏移。
    • 修正p-y曲线: 为了考虑循环荷载的影响,通常需要对单调加载下的p-y曲线进行修正。常见的修正方法包括:降低土体强度参数、引入循环劣化因子或采用专门的循环p-y曲线模型,如API规范中针对循环加载提供的修正方法。

5.2.3 加载速率

加载速率是指施加荷载或位移的速度。对于不同类型的土体,加载速率对p-y曲线的影响程度不同。

  • 黏性土:
    • 影响机制: 黏性土的力学行为具有显著的速率依赖性。在快速加载(不排水条件)下,孔隙水来不及排出,土体表现为不排水强度,通常较小。而在慢速加载(排水条件或部分排水条件)下,孔隙水有时间排出,土体强度表现为排水强度,通常较大,且刚度更高。此外,黏土还存在蠕变现象,长时间荷载作用下位移会持续发展。
    • 曲线形态: 快速加载条件下,p-y曲线的初始刚度可能较低,极限土反力也可能低于慢速加载条件下的值。反之,在慢速加载或长期作用下,黏性土的强度和刚度可能更高。因此,在模拟黏性土中的钢管桩p-y曲线时,必须根据实际加载速率选择合适的强度参数(不排水强度或排水强度)和变形模量。
  • 砂土:
    • 影响机制: 砂土的渗透性较好,通常被视为在常规加载速率下能够迅速排水的土体。因此,其力学行为的速率依赖性远小于黏性土。然而,在地震等极快速加载条件下,尤其是在饱和松散砂土中,可能发生孔隙水压力累积甚至液化,此时加载速率的影响会变得非常显著。
    • 曲线形态: 在常规加载速率下,砂土的p-y曲线对加载速率不敏感。但在液化条件下,饱和松散砂土的强度和刚度会急剧下降,p-y曲线会变得非常软弱,甚至丧失承载力。

综上所述,桩径、桩长和壁厚等几何参数通过影响桩体刚度和桩土接触面积,直接或间接地调控p-y曲线的初始刚度和极限土反力。荷载类型(单调或循环)则从根本上改变了p-y曲线的演变模式,循环荷载引入的土体退化和累积变形效应是单调荷载下不具备的。而加载速率则主要通过影响土体的排水条件和黏性效应,对p-y曲线的强度和刚度特性产生影响。在进行钢管桩p-y曲线的分析和设计时,必须全面考虑这些因素,才能准确预测桩的水平承载性能。

6. 工程应用现状与未来研究方向

6.1 实际工程应用案例

p-y曲线理论自提出以来,已广泛应用于各类承受水平荷载的桩基础设计中,尤其在海洋工程、跨海桥梁和海上风电等领域,钢管桩作为主要的承载结构,p-y曲线是其水平承载力分析和设计不可或缺的核心工具。通过结合实际工程案例,本节将阐述p-y曲线在不同工程场景中的具体应用,并探讨其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适应性。

6.1.1 海洋平台桩基设计

海洋平台桩基通常由大直径钢管桩构成,承受着巨大的波浪力、海流力、风载荷以及平台结构自重等组合水平荷载。在这些荷载作用下,准确评估桩的水平位移和弯矩分布至关重要,以确保平台的结构安全和正常运营。

  • 应用: 在海洋平台设计中,工程人员利用p-y曲线来模拟桩周土体的非线性抗力,将其作为桩在水平荷载作用下分析的弹性支承。设计过程中,首先根据场地地质勘察资料(如土的类型、强度参数、变形参数等),选择或建立适合的p-y曲线模型(如API规范推荐的砂土、软黏土和硬黏土p-y曲线模型)。然后,将p-y曲线模型输入到结构分析软件中(如LEAP5、SACS等),进行桩基的水平承载力分析。分析结果包括桩顶位移、桩身各截面弯矩、剪力以及土反力分布,这些数据用于校核桩身强度、刚度以及桩顶位移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 案例分析: 例如,在深海导管架平台的设计中,面对百米级的水深和复杂的海况,桩身可能会承受较大的水平力。通过p-y曲线分析,可以评估在极端风浪作用下桩身的位移和应力状态,并优化桩的入土深度和直径。特别是在考虑循环波浪荷载时,会采用循环p-y曲线模型,以反映土体在反复加载下的刚度退化和累积变形,避免桩基因长期疲劳效应而失效。

6.1.2 跨海桥梁与海上风电基础设计

跨海桥梁的主桥墩基础和海上风电机组基础也多采用大直径钢管桩或群桩结构,它们同样面临着水平风力、水流力、地震力以及船舶撞击力等作用,p-y曲线在这些结构的设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 应用:
    • 跨海桥梁: 桥梁基础在地震作用下,p-y曲线是进行地震响应分析的重要输入。通过将p-y曲线与动力分析模型(如有限元模型)结合,可以模拟桩土系统在地震激励下的非线性动态响应,预测桩身的惯性力和变形。这有助于评估桥墩的抗震性能,并指导减震措施的设计。同时,在日常运营阶段,p-y曲线也用于评估长期风荷载和水流荷载作用下的桩身位移和弯矩。
    • 海上风电: 海上风电机组基础设计对水平位移控制有严格要求。p-y曲线用于评估风机在风载、波浪载荷以及自身运行载荷下的水平承载性能。由于风电机组基础承受高周次的循环荷载,因此循环p-y曲线模型和疲劳分析成为设计重点。通过p-y曲线分析,可以优化单桩基础的直径、壁厚和入土深度,确保风机在设计寿命期内稳定运行。
  • 案例分析: 某跨海大桥的深水区主墩采用了超大直径(如5m以上)钢管桩作为基础。在进行抗震设计时,考虑了场地砂土层可能发生的液化。通过引入考虑液化效应的p-y曲线模型,分析了桩基在液化土中的抗侧性能,评估了桩身的破坏模式和残余承载力,为桩基的抗震加固设计提供了依据。在海上风电项目中,针对不同海域(如软黏土地基或密实砂土地基),根据实际地质条件调整p-y曲线参数,计算单桩在不同风速和波高组合下的桩顶位移和弯矩,以确保风机塔筒的倾斜度和振动频率符合设计要求。

6.1.3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适应性与挑战

p-y曲线理论在常规土层中已发展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但在面对复杂地质条件时,其适应性与挑战并存。

  • 液化土:
    • 适应性与挑战: 地震作用下,饱和松散砂土可能发生液化,导致土体强度和刚度急剧丧失。传统的p-y曲线无法直接描述液化土的这种特性。然而,研究者们通过修正p-y曲线或开发新的液化土p-y曲线模型,如Boulanger等提出的液化土p-y模型,来模拟桩在液化土中的行为。这些模型考虑了液化过程中有效应力的降低和土体强度的软化,能够较好地预测桩基在液化区域的非线性响应,并评估桩身的剩余承载力。但液化土p-y曲线的参数确定仍是一个难题,需要依赖大量的试验数据和复杂的数值模拟进行验证。
  • 冻土:
    • 适应性与挑战: 在寒冷地区,冻土的力学性质与非冻结土有显著差异,其强度和刚度与温度、含水量、冻融循环次数等密切相关。针对冻土的p-y曲线研究相对较少,但已有初步探索。例如,通过室内冻融循环试验和模型桩试验,研究冻土中桩侧土反力的变化规律,并尝试建立适用于冻土的p-y曲线模型。挑战在于冻土的高度非线性和时变性,以及冻胀、融沉对桩土界面的复杂影响,使得准确建立通用p-y曲线模型非常困难。
  • 岩石地基:
    • 适应性与挑战: 对于桩身入岩的情况,岩石的强度和刚度远大于土体。通常,在岩层中桩的水平承载力主要由岩石的抗压和抗剪强度决定,而非土体特性。对于岩石中的p-y曲线,也有相应的经验公式和建议,如API RP 2A推荐的坚硬岩石p-y曲线。但由于岩石的复杂性(如节理、裂隙、风化程度),以及岩石与桩之间的界面特性,使得岩层p-y曲线的参数确定和适用性仍需谨慎评估。

总而言之,p-y曲线在海洋平台、跨海桥梁和海上风电等重大工程中已成为钢管桩水平承载力分析和设计的重要工具。尽管在液化土、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下仍面临挑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模型的不断涌现,p-y曲线理论的适应性和准确性正在逐步提升,为极端环境下的工程设计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支撑。

6.2 研究挑战与发展趋势

尽管p-y曲线理论在钢管桩水平承载特性研究和工程应用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诸多挑战和局限性。随着工程实践对结构安全性和经济性的更高要求,以及计算技术和测试手段的不断进步,p-y曲线的研究正朝着更精细化、智能化和多物理场耦合的方向发展。

6.2.1 当前研究的挑战与不足

  1. 循环荷载的长期效应模拟不足:
    目前的p-y曲线模型,即使是针对循环加载进行修正的模型,在描述土体在长期、高周次循环荷载作用下的累积塑性变形、刚度退化和强度劣化方面仍显不足。特别是对于海洋结构,桩基承受数百万甚至上亿次的波浪和风荷载循环,土体的疲劳特性和累积损伤机制远比有限次循环复杂。现有模型往往难以准确预测桩身位移的长期增长趋势以及土体承载力的最终稳定状态,这给海洋结构的设计寿命评估带来了挑战 11。
  2. 多场耦合作用的复杂性:
    实际工程中,钢管桩基础往往处于多场耦合环境中,如渗流-应力-温度耦合。例如,在寒区,冻融循环会导致土体体积变化和强度刚度衰减;在渗透性土层,孔隙水压力的变化会影响土体有效应力进而改变其力学行为。然而,当前的p-y曲线研究主要集中在力学响应,对这些多场耦合效应对桩土相互作用,特别是对p-y曲线形态和参数演化的影响机制缺乏深入的量化研究和有效的模拟方法。
  3. 桩土界面行为的精细化描述:
    桩土界面的力学行为高度复杂,涉及摩擦、黏结、滑移、分离、甚至颗粒破碎等多种机制,且受桩身粗糙度、土体颗粒形状、界面含水率等多种因素影响。现有数值模型中的接触单元和本构模型,在描述这些精细化行为时仍有简化。如何更准确地捕捉界面在不同应力路径下的非线性、各向异性以及时变特性,仍是研究难点。
  4. 土体小应变非线性特性考虑不足:
    土体在小应变(应变小于$10^{-3}$%)时已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传统的p-y曲线模型或有限元本构模型通常基于大应变测试结果,难以精确反映土体在小应变范围内的真实刚度,导致对桩基初始响应和共振频率的预测存在偏差。
  5. 不确定性量化与可靠度分析:
    地质参数的固有变异性、施工误差以及荷载预测的不确定性,使得p-y曲线的确定和应用充满不确定性。目前对p-y曲线参数的不确定性量化及其对桩基可靠度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缺乏系统性的概率分析和风险评估方法。

6.2.2 未来研究方向

  1. 高精度多尺度模拟技术:
    未来p-y曲线研究将更加注重结合微观机理与宏观响应的多尺度模拟。例如,将离散元法(DEM)与有限元法(FEM)进行耦合,DEM用于模拟桩周土体的颗粒行为和界面特性,FEM用于模拟桩身和远场土体。这种方法可以更精细地捕捉桩土界面处的力学行为和土体损伤演化,为p-y曲线的构建提供更坚实的物理基础。同时,计算流体力学(CFD)与FEM的耦合将有助于模拟水流力或渗流对桩周土体特性和p-y曲线的影响。
  2. 人工智能在参数预测与模型优化中的应用:
    随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AI)有望在p-y曲线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
    • 参数预测: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如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深度学习)分析大量的试验数据和数值模拟结果,建立土体基本物理指标与p-y曲线特征参数之间的映射关系。这将有助于快速、准确地预测p-y曲线参数,减少对经验公式和复杂试验的依赖。
    • 模型优化: 将AI算法(如遗传算法、贝叶斯优化)与数值模拟相结合,进行高效的参数反演和模型校准,自动优化p-y曲线模型的参数,以更好地拟合实际工程数据。这可以解决当前参数反演过程耗时且依赖专家经验的问题。
    • 非线性行为学习: 深度学习模型有望直接从原始荷载-位移数据中学习并生成p-y曲线,甚至捕获土体在循环、动态荷载下的复杂非线性、滞回和退化行为,而无需预设复杂的本构模型。
  3. 新型传感技术与数据分析方法:
    高精度传感器(如分布式光纤传感)和非接触测量技术(如DIC、激光扫描)将继续发展,提供更密集、更精确的试验数据,为p-y曲线的建立和验证提供更可靠的支撑。同时,结合先进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如图像识别、信号处理、模式识别),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土体和桩身响应的深层规律,从而发现新的p-y曲线特性和影响机制。
  4. 全生命周期性能评估:
    未来的研究将更加关注钢管桩基础的全生命周期性能。这将涉及考虑气候变化(如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材料老化、腐蚀、海洋生物附着以及长期运营带来的土体累积损伤等因素对p-y曲线的长期影响,从而实现对钢管桩基础的智能监测、预测性维护和风险管理。
  5. 规范化与标准化:
    随着新理论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需要及时更新和完善现有设计规范中p-y曲线的推荐模型和参数取值方法,使其能更好地反映复杂土性、桩身特性和荷载条件,并考虑不确定性。这将为工程师提供更科学、更可靠的设计工具。

总之,钢管桩p-y曲线的研究正处于从经验和半经验模型向基于物理机理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克服当前挑战,将有望构建出更精准、更全面的p-y曲线理论体系,为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安全、更经济、更可靠的深基础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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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Research on the Flexural Performance of Steel Pipe Steel Slag Powder Ultra-High-Performance Concrete Components.PubMed

Xianyuan Tang, Chenzhuo Feng, Jin Chang, et al.
Materials (Basel). 2023 Aug 30;16(17):5960. doi: 10.3390/ma16175960.
In order to study the flexural performance of the combined structure of steel-pipe and steel slag powder ultra-high-performance concrete (UHPC), nine round steel-pipe beams filled with steel slag powder UHPC of different types were fabricated according to the orthogonal test method with the steel pipe type, coarse aggregate content, steel fiber admixture, and curing system as parameters. The broken ring morphology,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deflection distribution, and flexural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steel-pipe-UHPC beams were analyzed via a pure bending test and a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mage morphology of the round steel-tube-UHPC beams prepared by using steel slag powder UHPC as the inner filling material was "bow damage" under the pure bending load, and the load capacity was higher. When the cross-sectional deflection reached L/30, the external load was still not reduced, and the steel-tube-steel-slag powder-UHPC beam had a better plastic deformation capacity and a later flexural bearing capacity. The type of steel tub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lexural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steel-tube-UHPC beam, and the larger the diameter of the steel tube section and the thicker the tube wall, the higher its flexural bearing capacity. The calculated ultimate flexural bearing capacity by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nd the test results had a stable error between 5.6% and 11.2%,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odel was reasonably establishe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teel pipe UHPC engineering.

2Stability bearing capacity of concrete filled steel tubular columns subjected to long-term load.PubMed

Xiuying Lai, Huabin Gao, Zhen Yang, et al.
Sci Rep. 2023 Jun 27;13(1):10377. doi: 10.1038/s41598-023-37596-x.
Concrete-filled steel tube (CFST) are commonly used in modern building and bridge applications. Despite their popularity, studie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long-term load on the stability bearing capacity of such elements are scar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key parameters including slenderness ratio (λ), axial load ratio (m), and eccentricity ratio (e/r) affect the stability bearing capacity of a CFST column under sustained load. Twenty three CFST columns were fabrica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ong-term load on the stability bearing capacity. Fourteen specimens were subjected to constant compressive loading for 462 days and then tested for failure. The remaining 9 were companion load-free specimens. A three-stage finite element method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stability bearing capacity after creep.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ability bearing capacity of CFST columns decrease after being subjected to long-term load. Both the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oad of steel tube for long-term load specimens reaching up to the elastic-plastic and plastic proces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oad-free specimens. Moreover, the corresponding strain of the creep specimens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load-free specimens when the member reached the maximum load. Benchmarking analyses have shown that the creep reduction coefficient (k) proposed for CFST columns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reduction of stability bearing capacity after creep. Furthermore, a collected database comprising 49 CFST specimens subjected to long-term loa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posed formulae for 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mulae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riment results.

3Seismic performance and bearing capacity calculation of cross shaped concrete columns with built-in T-shaped steel and steel tubes.PubMed

Lidong Zhao, Yong Yu, Congrong Tang, et al.
PLoS One. 2023 Nov 17;18(11):e0290426. doi: 10.1371/journal.pone.0290426. eCollection 2023.
Incorporating T-shaped steel and square steel tubes into a cross shaped concrete colum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cross shaped column. However, the experimental samples are limited, so ABAQUS finite element (FE) analysis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is paper to study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is cross shaped column, calculate and verify three specimens in the existing reference. Based on the reliable model, parameter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25 specimens in to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ed model has a high degree of coincidence in the hysteretic curve, skeleton curve and failure mode, and the error of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and ductility is within 10%. The configuration of T-shaped steel and square steel tubes inside the cross column can meet the ductility requirements specified in the standard under high axial compression ratio.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cross shaped column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hickness of the square steel tube, but the ductility deteriorates. The increase in steel tube size increases the strength of the concrete in the core area, and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cross shaped column was improved. Increasing the thickness of the T-shaped steel flange can better improve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cross shaped column compared to increasing the thickness of the T-shaped steel web plate. Increasing the height of the specimen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its seismic performance. When the shear span ratio is not greater than 4.1, the ductility can meet the standard requirements. The error of the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compression-bending bearing capacity proposed based on existing calculation methods is less than 5%.

4A Transparent Soil Experiment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rrangement and Connecting Beams on the Pile-Soil Interaction of Micropile Groups.PubMed

Ziyi Wang, Jinqing Jia, Lihua Zhang
Sensors (Basel). 2024 Aug 22;24(16):5448. doi: 10.3390/s24165448.
The use of a micropile group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slope management. However, there is limited research on the pile-soil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micropile groups. Based on transparent soil and PIV technology, a test platform for the lateral load testing of slopes was constructed, and eight groups of transparent soil slope model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he changes in soil pressure and pile top displacement at the top of the piles during lateral loading were obtained. We scanned and photographed the slope, and obtained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il interior based on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A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program was developed to generate the displacement isosurface behind the pile. The impacts of various arrangement patterns and connecting beams on the deformation attributes and pile-soil interaction mechanism were explored, and the pile-soil interaction model of group piles was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ont piles in a staggered arrangement bore more lateral thrus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oil pressure on each row of piles was more uniform. The connecting beams enhanced the overall stiffness of the pile group, reduced pile displacement, facilitated coordinated deformation of the pile group, and enhanced the anti-sliding effect of the pile-soil composite structure.

5Infrared thermography based seepage and erosion detection in earthen dams using laboratory scale models.PubMed

Vaishnavi Bherde, Umashankar Balunaini, B V N P Kambhammettu, et al.
Sci Rep. 2025 Jul 2;15(1):23226. doi: 10.1038/s41598-025-99368-z.
Early and precise seepage detection is crucial for maintaining the safety and integrity of dams and preventing potential disasters associated with dam failu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detecting seepage in earthen dams using an infrared thermography-based approach, a non-invasive and non-contact technique. The seepage phenomenon was recreated on a laboratory-scale model of an earthen dam with two distinct downstream surfaces: one with soil cover and the other with grass turfing. Extensive infrared thermography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emperature variations could serve as key indicators for seepag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revealed an interesting pattern with temperatures at seepage locations being either lower or higher than the surrounding soil depending on the time of imaging. The latter typically occurs after 14:30 h. when solar loading is below 800 watts/m. For the earthen embankment geometry considered (side slopes of 1 V:1.87 H), camera viewing angles between 45 ° and 55° were found optimal, as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from the infrared camera closely matched spot readings from installed thermal sensors. Additionally, experiments on downstream surfaces with varying surface erosion depths revealed significant temperature gradients in infrared images, with areas of severe erosion displaying marked differences compared to regions with minimal erosion. The findings encourage the broader use of infrared thermography for detecting seepage and erosion in earthen dams.

6Efficient optimization parameter calibration method-based DEM simulation for compacted loess slope under dry-wet cycling.PubMed

Liang Li, Changming Hu, Yili Yuan, et al.
Sci Rep. 2024 Jul 29;14(1):17418. doi: 10.1038/s41598-024-68438-z.
Dry-wet cycles can cause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of compacted loess and thus affect the safety of fill slopes. The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DEM) can take into account the non-homogeneous, discontinuous, and anisotropic nature of the geotechnical medium, which is more capable of reflecting the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instability in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use the DEM to analyze the stability of compacted loess slopes under dry-wet cycles. Firstly, to solve the complex calibration problem between macro and mesoscopic parameters in DEM models, an efficient parameter optimiza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by introducing the chaotic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with sigmoid-based acceleration coefficients algorithm (CPSOS). Secondly, during the parameter calibration, a new indicator, the bonding ratio (BR), was proposed to characterize the development of pores and cracks in compacted loess during dry-wet cycles, to reflect the impact of dry-wet action on the degradation of bonding between loess aggregat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parameter calibration, the stability analysis model of compacted loess slope under dry-wet cycling wa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optimization calibration method can accurately reflect the trend of the stress-strain curve and strength of the actual test results under dry-wet cycles, and the BR also reflects the degradation effect of dry-wet cycles on compacted loess. The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EM reflect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dry-wet cycles on the safety factor of compacted loess slopes, as well as the trend of gradual stabilization with dry-wet cycles.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discrete element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7Development of p-y curves of laterally loaded piles in cohesionless soil.PubMed

Mahdy Khari, Khairul Anuar Kassim, Azlan Adnan
ScientificWorldJournal. 2014 Jan 16;2014:917174. doi: 10.1155/2014/917174. eCollection 2014.
The research on damages of structures that are supported by deep foundations has been quite intensive in the past decade. Kinematic interaction in soil-pile interaction is evaluated based on the p-y curve approach. Existing p-y curves have considered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density on soil-pile interaction in sandy soil. The roughness influence of the surface wall pile on p-y curves has not been emphasized sufficiently. The presented study was performed to develop a series of p-y curves for single piles through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Modification factors were studied, namely,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density and roughness of the wall surface of pile. The model tests were subjected to lateral load in Johor Bahru sand. The new p-y curves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were compared to the existing p-y curves. The soil-pile reaction for various relative density (from 30% to 75%) was increased in the range of 40-95% for a smooth pile at a small displacement and 90% at a large displacement. For rough pile, the ratio of dense to loose relative density soil-pile reaction was from 2.0 to 3.0 at a small to large displacement. Direct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ed p-y curve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magnitude and shapes with the existing load-transfer curves. Good comparison with the experimental and design studies demonstrates 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of the present method.

8Geotechnical properties of oil-polluted soil: a review.PubMed

Hamed Haghsheno, Mahyar Arabani
Environ Sci Pollut Res Int. 2022 May;29(22):32670-32701. doi: 10.1007/s11356-022-19418-1. Epub 2022 Feb 27.
Soil polluted by oil and its derivatives is a critical environmental issue worldwide that jeopardizes ecological systems and causes geotechnical problems. This review paper focuses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concerning the impacts of oil pollution on soil geotechnical properties. To this end, related academic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was investigated and discusse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e addition of oil pollution in coarse-grained soils significantly reduces particle surface roughness. On the other hand, in fine-grained soils, it results in flocculation and secondary aggregation of clay particles, less aggregated and loose packing in the soil matrix, the formation of isometric pores, the formation of fissure-like pores, and an increase in mesoporosity. In general, it was found that the geotechnical properties of oil-polluted soils are mostly determined by the physicochemical and/or phys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oil and contaminant. Additionally, previous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oil pollutants alter the geotechnical properties of cohesive and non-cohesive soils significantly, including the Atterberg limits, 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 compaction behavior, unconfined compressive strength, friction angle, cohesion, hydraulic conductivity, and consolidation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no general pattern could be established for the majority of them. Besid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geotechnical property alteration of oil-polluted soil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soil type and features, as well as the quantity, type,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oil pollutants.

9Biocementation of soils of different surface chemistries via enzyme induced carbonate precipitation (EICP): An integrated laboratory and molecular dynamics study.PubMed

Hamid Ghasemi, S Milad Hatam-Lee, Hamed Khodadadi Tirkolaei, et al.
Biophys Chem. 2022 May;284:106793. doi: 10.1016/j.bpc.2022.106793. Epub 2022 Mar 8.
Biocementation is a ground improvement technique that involves precipitating a mineral (commonly calcium carbonate, CaCO) in the soil pore space to bind soil particles, in turn increasing the strength and reducing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soil. Ureolysis (i.e. hydrolysis of urea) is the most researched calcium carbonate precipitation mechanism, which can be induced through either a microbial (MICP) or enzymatic (EICP) process. While laboratory tests and field trials have provided strong evidence of the efficacy of biocementation in strengthening granular materials, the role of the precipitate-grain interface and the surface chemistry of soil grains in biocementation are largely unknown.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is gap. To this end, two geotechnically similar sand samples differing considerably in the amount of iron oxide and iron sulfate on grain surface are biocemented via EICP and tested for unconfined compressive strength (UCS). The biocemented sample containing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iron oxide and iron sulfate exhibits almost 50% lower UCS than the other sampl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urface chemistry can explain this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interactions of CaCO with quartz (SiO), hematite (FeO), and marcasite (FeS) as polymorphs of silicon dioxide, iron oxide, and iron sulfide, respectively, are simulated using molecular dynamics. The influence of water content at the precipitate-grain interface is also considered.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dry conditions, CaCO has almost two times stronger affinity for SiO than FeO and FeS, suggesting that biocementation is most effective for clean sands. It is also shown that water reduces the precipitate-grain adhesion.

10Evaluation of lateral capacity for flexible drilled shafts in cohesionless soils.PubMed

Ssu-An Chou, Yit-Jin Chen, Jiunn-Shyang Chiou, et al.
Sci Prog. 2022 Jul-Sep;105(3_suppl):368504221113195. doi: 10.1177/00368504221113195.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and improve the - curve method for use in the lateral analysis of flexible circular drilled shafts in cohesionless soils. Onsite circular drilled shaft lateral load test data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re collected,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O'Neill and Murchison's - curve method was evaluated by comparing the measured values with the method's predicted valu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predictions were underestimated after applying the method to a database of flexible circular drilled shafts in cohesionless soils. Then, the difference (Δ) between the predicted value () and measured value () was normalized using the measured value (Δ/) to determine the percent difference, and an average value of - 47% was produced. The difference ratio between the measured and predicted values was proportional to the diameter of the pile. To calibrate the prediction of the current method, this study applied two parameters (α and β) as modifications to reduce Δ. The parameters were decided by using the average difference ratio and average absolute difference methods. The reliability and consistency of the prediction of the - curve method were enhanced by applying the recommended modifying parameters. Specific design recommendations were also provided based on the proposed modifications on the original curve.

11Experimental Study on Whole Wind Power Structure with Innovative Open-Ended Pile Foundation under Long-Term Horizontal Loading.PubMed

Junwei Liu, Zhipeng Wan, Xingke Dai, et al.
Sensors (Basel). 2020 Sep 18;20(18):5348. doi: 10.3390/s20185348.
The offshore wind energy (OWE) pile foundation is mainly a large diameter open-ended single pile in shallow water, which has to bear long-term horizontal cyclic loads such as wind and waves during OWE project lifetime. Under the complex cyclic loads, the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fields of the pile-soil system change continuously, which affects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le foundation. Within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pile foundation, the pile-soil system has irreversible cumulative deformation, which further causes damage to the whole structure.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overal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wind power foundation under high cycle. In this paper, in the dry sand foundation, taking the Burbo Bank 3.6 MW offshore turbine-foundation structure as the prototype, the horizontal cyclic loading model tests of the wind power pile foundation with the scale of 1:50 were carried out.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such as loading frequency and cyclic load ratio, the horizonta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hole OWE pile foundation are studied. The comparison results between the maximum bending moment of pile and the fitting formula are discussed. In conclusion, moment of OWE pile shaft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loading frequency ( = 9 HZ) and loading cycles by fitting formulas. The fatigue damage of the OWE pile does not occurs with low frequencies in high cy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