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界定
本综述旨在深入探讨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的复杂关系,为此需首先明确一系列核心概念的内涵与研究范畴。
“后疫情时代”并非一个精确的时间节点,而是指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如COVID-19大流行)进入常态化管理,社会、经济、文化及个人生活开始适应并内化疫情影响的时期 1。这一时期,病毒可能仍与人类共存,但大规模的封锁、隔离和紧急状态成为过去,社会运行模式、个人行为习惯以及对风险的认知均发生了深刻变化 2。在教育领域,后疫情时代对教与学产生了长期影响 1;在公共卫生领域,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2。因此,本综述所指的“后疫情时代”涵盖了自全球疫情高峰期过后,直至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系统仍在持续调整以适应新常态的阶段。
“科学传播”是指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传递给非专业公众的过程和活动 3。它不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更强调构建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对话、理解和互动。在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尤其关注健康科学信息、疫苗、疾病预防等与公众健康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 4。其目标在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促进理性决策,并应对错误信息和谣言的挑战 3。
“公众信任”是指公众对特定机构、群体(如科学家、政府、媒体)或信息源的信心和信赖程度。它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概念,受到信息透明度、可靠性、沟通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56。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是科学知识有效传播、公共政策顺利推行的基础。本综述将侧重于公众对科学信息、科学专家以及相关公共卫生机构的信任研究。
“健康风险沟通”是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分支,特指在健康危机或涉及健康风险的语境下,不同主体(如政府、医疗机构、专家)与公众之间进行的旨在传递风险信息、引导健康行为、管理公众情绪的互动过程。其核心目标是帮助公众理解风险、做出明智的健康选择,并建立对风险管理机构的信任。后疫情时代,健康风险沟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重要性。
本综述的研究范畴将聚焦于后疫情时代,围绕上述核心概念,全面梳理和分析健康错误信息与谣言的传播特征及社会影响、公众对专家信任的演化逻辑与影响因素、社交媒体在科学传播与信任构建中的双重作用、风险沟通的实践模式与效果评估,以及科学传播公信力提升与信任修复的干预策略等关键议题。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2020年初至今,并适度回溯疫情前相关研究,以展现疫情带来的研究新转向。
1.2 领域研究脉络梳理
在疫情爆发之前,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领域的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经验。传统上,该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包括: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S)、公众对科学的态度(Public Attitude toward Science, PAS),以及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伦理问题。研究发现,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媒体的呈现方式、科学家的形象塑造等都是影响科学传播效果和公众信任的关键因素。例如,媒体在科学议题上的框架构建对公众认知有显著影响,而科学家在沟通中的专业性、透明度与责任感则是建立信任的基石 7。此外,风险沟通研究在核能、气候变化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强调信息透明度、多方参与和公众感知的重要性。
然而,COVID-19疫情的爆发及其全球蔓延,使得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并呈现出显著的新转向和核心议题演变特征。首先,疫情将“健康”推至公共议程的中心,使得健康科学传播成为压倒一切的重点。公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达到顶峰,但同时也伴随着大量错误信息和谣言的泛滥。研究重心从泛泛的科学素养提升转向了特定健康行为(如疫苗接种、佩戴口罩、社交距离)的劝导与错误信息的纠正。这种转变促使研究者更加关注健康传播的实效性和紧迫性,以及如何利用社会和行为科学干预来支持疫情应对 8。
其次,社交媒体在疫情期间扮演了双重角色,其影响力和复杂性远超以往。疫情前,社交媒体已被确认为科学传播的重要渠道,能够提升科学信息触达效率并促进互动 9。但在后疫情时代,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信息茧房效应以及用户生成内容的病毒式传播,极大地加速了“信息疫情”(infodemic)的形成,使得错误信息和谣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扩散 1011。因此,研究开始深入探讨社交媒体平台运行逻辑对公众科学认知和信任构建的负面效应,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和政策干预来治理这些问题。
再者,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剧烈波动和分化。在疫情初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通常被视为权威信息源,其建议对政策制定和公众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随着疫情的长期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演进以及政治化因素的介入,公众对专家共识的质疑、对不同专家意见的偏好,乃至对专家群体整体信任度的下降成为普遍现象。研究开始细致分析影响专家信任的因素。
最后,后疫情时代的研究更加强调跨学科合作和全球视角的融入。疫情的全球性本质凸显了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科学传播策略的差异性及其效果。例如,德国、瑞典和英国在2020年对COVID-19的响应策略差异,揭示了国家治理结构、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如何影响公众信任 12。这促使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分析,以期发现更具普适性和韧性的科学传播与信任修复路径。
综上所述,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研究在继承疫情前基础的同时,将重心转向健康领域、聚焦社交媒体的复杂影响、深化专家信任的动态机制分析,并拓展了全球比较与跨学科研究的视野。这些新的研究转向为应对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支撑。
2. 后疫情时代健康错误信息与谣言的传播特征及社会影响
2.1 健康错误信息与谣言的传播新特征
后疫情时代,健康错误信息与谣言的传播呈现出与疫情前显著不同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传播渠道、内容形态、受众触达规律以及生成与扩散逻辑的演变上。
传播渠道的演变: 疫情前,健康错误信息主要通过传统媒体的非专业报道、小范围的社群口耳相传以及早期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然而,后疫情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健康错误信息和谣言传播的主战场,其影响力空前。例如,有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医疗专业人员,也显著参与了社交媒体上关于COVID-19的错误信息传播,这可能加剧公众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13。WhatsApp、Facebook、Twitter (现为X) 等平台凭借其即时性、互动性和广泛的用户基础,使得健康谣言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极低的成本触达海量受众。此外,一些封闭或半封闭的社交群组(如微信群、Telegram群)也成为错误信息传播的温床,由于信息不透明和难以追溯,监管难度更大。
内容形态的多样化: 疫情前,健康谣言多以文字形式为主,内容相对单一,常见于伪科学养生、特效疗法等。后疫情时代,错误信息的内容形态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除了文字,还包括图片、短视频、音频等富媒体形式,更具煽动性和说服力。例如,关于COVID-19疫苗的错误信息早在大流行初期(2020年1月,疫苗尚未广泛可用时)就已出现,这些信息往往将疫苗与政治、风险提升等因素联系起来14。这些谣言可能声称疫苗不安全、无效,甚至包含阴谋论,加剧了疫苗犹豫151617。部分错误信息甚至由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传播,例如,佛罗里达州卫生局局长Dr. Joseph Ladapo在大学教授和公共卫生官员的双重身份下,发表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相悖的COVID-19疫苗官方声明,这使得错误信息的辨别更为困难,并引发了关于学术自由和公共卫生责任的伦理讨论18。
受众触达规律的精细化与去中心化: 疫情前,错误信息的触达更多是随机的。后疫情时代,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使得错误信息能够更精准地触达“易感”人群。算法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历史行为等推送内容,容易形成“信息茧房”,使个体更频繁地接触到与自身既有观念相符的错误信息,从而强化其错误认知。同时,传播路径也呈现出更为去中心化的特点,不再仅仅依赖于少数意见领袖,普通用户也可能通过转发、评论等行为成为错误信息的二次传播者,形成复杂的传播网络13。
生成与扩散逻辑: 后疫情时代健康谣言的生成与扩散逻辑更为复杂,往往与不确定性、恐惧、对权威的不信任以及政治化因素交织在一起。
- 不确定性与恐惧的利用: 大流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死亡威胁,公众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急剧增加。当官方信息未能及时或充分满足这种需求时,错误信息便乘虚而入,通过提供“简单”的解释或“特效”的解决方案来迎合公众的心理需求。
- 对权威的不信任: 疫情期间,科学界对病毒的认知也在不断演进,导致一些政策建议(如戴口罩、疫苗接种)出现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公众对专家和机构的信任。一些有政治动机或反科学倾向的群体则利用这种信任危机,散布对专家和科学的质疑,从而加速谣言的扩散。
- 社会分化与政治极化: 健康议题在后疫情时代常常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深度绑定。例如,关于疫苗和口罩的争论,在许多国家都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错误信息往往被用来支持特定政治观点,或攻击对立阵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极化,使得科学共识的达成变得异常艰难。
- 流量驱动与商业利益: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耸人听闻、具有争议性的错误信息往往能获得更高的点击量和互动,从而为发布者带来流量和潜在的商业利益。这种流量驱动的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错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
总而言之,后疫情时代健康错误信息与谣言的传播已不再是简单的信息失真问题,而是一个由技术、心理、社会和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复杂社会现象。
2.2 健康错误信息对公众认知与行为的影响
后疫情时代,健康错误信息与谣言的泛滥对公众认知和行为产生了深远且负面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健康决策、公共卫生政策依从性以及社会情绪方面。这种影响并非均质的,不同群体因其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媒体素养等差异,对错误信息的易感性也存在显著差异。
对公众健康决策的影响:
健康错误信息直接干扰了公众基于科学证据做出健康决策的能力。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围绕COVID-19疫苗的错误信息,它显著加剧了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 VH)1920。例如,喀麦隆在疫情期间因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导致对传统疗法的偏好,进而使得疫苗接种犹豫率高达56.9%,这直接导致了疫苗接种目标的未能实现和疫苗浪费21。在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进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不信任的受访者对COVID-19和流感疫苗的犹豫程度更高,同时,线上错误信息也是影响疫苗犹豫的重要因素22。这些错误信息可能包括夸大疫苗副作用、质疑疫苗有效性,甚至是散布疫苗中含有有害物质的阴谋论。公众一旦接触并相信了这些错误信息,就会对疫苗的安全性产生疑虑,从而拒绝接种或延迟接种,这不仅危害个体健康,也阻碍了群体免疫的形成。类似地,对于其他健康行为,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甚至日常儿童免疫接种,错误信息也可能通过质疑其必要性或安全性,导致公众不依从相关健康建议2023。例如,在南非,一些照护者对COVID-19疫苗的“不良疫苗”心态也可能影响他们对常规儿童疫苗的信任,导致延误或拒绝接种23。
对公共卫生政策依从性的影响:
错误信息通过削弱公众对权威机构和公共卫生建议的信任,进而影响对公共卫生政策的依从性24。当公众接触到与官方信息相悖的错误信息时,会降低他们对政府、疾病控制机构和专业人士发布指南的信任度,使其更倾向于怀疑政策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必要性。例如,有研究表明,认为COVID-19风险被夸大或质疑政府防疫措施有效性的错误观念,可能导致个体拒绝遵守封锁、隔离、旅行限制等公共卫生规定25。这种不依从性不仅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也可能导致疫情反弹或持续蔓延,进而对社会经济和公众生活造成二次打击。在一些政治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健康议题的政治化使得错误信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公共卫生政策的抵制26。
对社会情绪的影响:
健康错误信息还可能引发或加剧公众的恐慌、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并可能导致社会撕裂。例如,关于病毒起源、传播方式或治疗方法的煽动性谣言,可能制造不必要的恐慌,导致抢购囤积、歧视特定群体等非理性行为2728。一项针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发现,在COVID-19疫情期间,人们分享谣言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寻求事实,但分享“恐怖谣言”(反映恐惧)和“攻击谣言”(暗示攻击性和仇恨)会降低分享者的生活满意度27。社交媒体上针对疫苗的负面情绪推文显示出更高的情感强度29。当错误信息与阴谋论相结合时,更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公众对政府、科学家、媒体等产生普遍的不信任感,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30。这种负面情绪的蔓延和信任的瓦解,对社会凝聚力和长期的公共卫生治理都构成严峻挑战。
不同群体的易感性差异:
研究表明,并非所有个体对错误信息都同样易感。以下几类群体可能表现出更高的易感性:
- 信息素养较低的群体: 缺乏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甄别能力的个体更容易相信未经证实的信息20。
- 对科学或权威信任度较低的群体: 如果个体本身就对科学、政府或医疗系统持怀疑态度,他们更容易接受质疑官方叙事的错误信息202231。例如,在一些边缘化社区,由于长期存在的系统性不公,公众对权威机构存在历史性的不信任,这使得错误信息更容易在这些社区传播31。
- 文化背景和价值观: 某些文化背景下,对传统疗法的偏好或对特定信息的解读方式,可能使其更容易接受或传播某些错误信息21。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对社交媒体作为口腔健康信息来源的信任与口腔健康误解的数量增加有关32。
- 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 缺乏教育机会、低收入群体或面临更大生活压力的个体,可能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
- 数字鸿沟: 即使在数字时代,仍有部分人群存在技术获取和使用障碍,或主要依赖非官方渠道获取信息,这可能使其更容易接触和相信未经核实的信息。
- 情绪状态: 处于恐惧、焦虑等强烈情绪下的个体,认知资源可能受限,更容易被煽动性或看似能提供即时解决方案的错误信息所吸引27。
总之,后疫情时代健康错误信息的影响是多维度、深层次的,它不仅直接威胁到个体健康,也动摇了公共卫生基石,甚至可能加剧社会不稳定。理解这些影响机制和群体差异,是制定有效干预策略的关键。
3. 后疫情时代公众对专家信任的演化逻辑与影响因素
3.1 公众专家信任的变动趋势
后疫情时代,全球公众对公共卫生专家和科研人员的信任度呈现出复杂的变动趋势,既有信任的提升,也有显著的下降和分化。这种变动轨迹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中表现出显著差异。
一方面,在疫情初期,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性危机,科学和医学的专业知识成为应对挑战的关键,公众对科学界的信任普遍有所提升。例如,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COVID-19疫情期间,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度有所增强 33。另一项研究也指出,COVID-19的爆发可能为科学界提供了一个“复仇”的机会,即通过其在疫苗研发和疾病理解上的快速进展,重新赢得并巩固公众的信任 34。在中国,COVID-19疫苗接种经验对公众未来对紧急使用授权(EUA)疫苗的信任产生了积极影响,有61.8%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度有所增加,其中20.3%表示显著增加 35。这表明,在面对明确的公共健康威胁时,科学的及时响应和有效干预能够显著提升公众对科学专家和相关机构的信任。
然而,另一方面,随着疫情的长期化、复杂化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介入,公众对专家的信任也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和分化。例如,在全球15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后COVID-19时代,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对能够获得和负担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感到自信,并且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其目前的医疗系统运行良好,无需重大改革 36。这种对医疗系统整体信心的不足,也间接反映了公众对提供这些服务的专家群体信任的脆弱性。
信任分化的群体特征尤为显著:
- 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 在许多国家,对科学专家的信任度与个体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高度相关。例如,在美国,民主党支持者对科学家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共和党支持者,这种分化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当科学建议与某些政治叙事或个人自由理念发生冲突时,一部分群体可能选择质疑专家,转而相信其他信息来源。
- 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 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可能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从而对专家产生较低的信任度。这部分群体可能在获取和理解复杂科学信息方面存在障碍,也可能因为感受到社会不公而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质疑权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也显示,财富更丰厚、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年轻以及女性的受访者在许多国家更不愿意认可当前的卫生系统,这预示着未来在维持公共财政卫生系统社会团结方面可能面临挑战 36。这提示我们,信任分化的原因并非单一,可能受到多重复杂社会因素的交织影响。
- 种族和族裔差异: 历史上的不公平待遇和医疗体系的结构性歧视,导致部分少数族裔群体对医疗系统和科学专家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疫情期间,这些群体可能更容易对疫苗、治疗方案等产生怀疑,使得健康传播和信任构建面临额外挑战。
- 信息接触习惯: 那些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获取健康信息,且缺乏信息甄别能力的个体,更容易接触并相信健康谣言和错误信息,进而对权威专家产生不信任。相反,那些倾向于通过主流媒体和官方渠道获取信息的群体,对专家的信任度相对较高。
总而言之,后疫情时代公众对专家信任的变动并非线性统一,而是一个动态、多维度且深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理解这些变动趋势和分化特征,是有效开展科学传播和重建公众信任的基础。
3.2 专家信任的核心影响因素
公众对专家信任的建立和维系是一个复杂过程,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受到多种关键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已识别出以下几个核心变量:
信息发布一致性(Consistenc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在危机时期,信息的一致性对于建立和维护公众信任至关重要。当不同专家或机构发布的信息出现矛盾或频繁变化时,公众会感到困惑,进而对信息的可靠性以及专家的专业性产生质疑,导致信任度下降 37。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初期,关于病毒传播途径、佩戴口罩的建议以及治疗方案等信息在不同时期、不同机构间存在差异,这无疑动摇了部分公众对官方指导的信心。相反,清晰、统一且及时更新的信息,有助于公众理解疫情发展和应对措施,从而增强对专家的信任 37。专业权威性披露(Disclosure of Professional Authority and Expertise):
专家自身的专业背景、学术成就和所属机构是影响其权威性的重要因素。公众更倾向于信任那些具有公认专业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和独立研究能力的专家。例如,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在COVID-19大流行初期,公众对卫生专家、科学家和政府机构提供可靠信息表现出高度信任 37。然而,仅仅拥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专家需要主动且透明地披露其专业资质、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来源,以增强其言论的说服力。此外,当专家在复杂且不确定的情境下进行沟通时,承认知识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并解释科学认知的演进过程,也有助于构建更深层次的信任,而非盲目的权威崇拜。利益关联声明(Disclosure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利益冲突是损害科学公信力和公众信任的长期性问题 38。研究表明,当公众感知到专家或其所属机构存在潜在的经济、政治或其他非科学利益时,会对专家意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 39。这种怀疑可能导致公众认为专家的建议是受利益驱动而非基于纯粹的科学考量。因此,专家和相关机构透明地声明所有潜在的利益关联,包括研究资金来源、商业合作、政治立场等,是维护信任的关键 4041。透明度不仅有助于公众评估信息的潜在偏见,也是专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对于由行业资助的临床研究,明确披露资金来源和作者的利益冲突被认为是重建信任的十大建议之一 40。公共沟通表达风格(Communication Style and Empathy):
有效的公共沟通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在于如何传递信息。专家在公共沟通中的表达风格,包括其语言的通俗性、同理心、开放性和回应性,对公众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危机与应急风险沟通(Crisis and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 CERC)框架强调,在危机期间,开放、富有同理心并能赢得公众信任的沟通方式最为有效,尤其当官员试图动员公众采取积极行动时 42。专家如果能够使用非专业人士易于理解的语言,避免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并表现出对公众关切和情感的理解,就能更好地与公众建立连接,提升信任。反之,傲慢、生硬或回避问题的沟通风格,可能疏远公众,加剧不信任。此外,积极开放地回应公众的疑问和担忧,承认并纠正错误,也有助于重建信任。透明度与可及性(Transparency and Accessibility):
透明度是建立信任的基石 4344。这不仅包括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还包括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当公众能够了解专家建议的形成过程、决策背后的依据以及所面临的挑战时,他们更容易接受并信任这些建议。同时,信息的易于获取和理解也至关重要。将复杂的科学信息转化为易于消化的形式,并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传播,可以提高公众对科学信息的接触度,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猜测和谣言。例如,在健康系统中,可信赖的互动通过鼓励患者寻求和坚持治疗、减少误传和医疗错误,从而促进有效的医疗保健 45。行为与行动(Actions and Consistency with Values):
最终,公众对专家的信任也体现在专家言行是否一致,以及其所代表的机构是否秉持诚信、公正、责任等核心价值观 43。当专家团队或政府机构的行动与其公开承诺不符,或未能有效应对危机时,信任就会受到严重侵蚀 46。相反,在困难时期展现出的专业能力、奉献精神和道德操守,能够极大地提升公众信任。例如,对科研不端行为(如数据伪造、剽窃)的零容忍态度,以及对科研诚信的严格维护,是保持科学公信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47。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公众对专家的信任格局。在后疫情时代,有效管理这些关键影响因素,是重建和维护公众对科学和公共卫生体系信任的关键。
4. 社交媒体平台在科学传播与信任构建中的双重作用
4.1 社交媒体作为科学传播主渠道的正向价值
后疫情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凭借其独特的传播优势和用户基础,已然成为科学传播不可或缺的主渠道,在提升科学信息触达效率、拓展科学传播场景、促进公众与科研主体互动方面展现出显著的正向价值。
提升科学信息触达效率与广度: 社交媒体的即时性、裂变式传播特性极大地缩短了科学信息从产生到抵达公众的时间,并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地域和受众限制。例如,学者们早已认识到社交媒体在加速医学证据转化方面的作用 48。YouTube等视频分享平台,因其能够将复杂的科学成就转化为易于理解的信息,进而普及科学,使得科学传播的范围和深度大为扩展 49。通过内容分享和算法推荐,一篇高质量的科学科普推文或短视频可以在短时间内触达数百万甚至上亿用户,远超传统报纸、电视或广播的覆盖能力。这种高效率的传播,尤其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对于快速传递疫情进展、防护措施、疫苗接种等关键健康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拓展科学传播场景与内容形式: 社交媒体提供了多样化的内容发布形式,使得科学传播不再局限于严肃的文字报道或学术会议,而是可以融入图片、视频、直播、互动问答等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例如,研究表明,相较于静态内容,动态且包含实验成分的科学教育内容在Instagram和TikTok等平台能获得显著更高的用户参与度 50。YouTube作为科学视频传播的有力工具,其视频长度与观看量存在关联,通常较短的视频更易被观看,这提示了科学传播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适应性转变 51。这种内容的多元化不仅提升了科学信息的吸引力,也降低了公众理解科学内容的门槛,使科学知识能够以更贴近生活、更具趣味性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激发更广泛人群对科学的兴趣。
促进公众与科研主体互动: 社交媒体打破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传统壁垒,提供了直接、双向的互动平台。科学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研究进展、解答公众疑问、参与讨论,甚至直接进行科普直播。这种互动性促进了公众对科学家的认知和理解,使其不再是遥远的“象牙塔”形象,而是变得更加可亲、可近。例如,数字和社交媒体被认为能够连接同事,改善终身学习,并加速医学转化研究,对医学领域整体而言是积极的 48。同时,公众也可以通过评论、转发、点赞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提出问题,甚至参与到某些科学项目中,从而形成更为积极和主动的科学参与氛围。这种直接互动不仅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公众的需求和疑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公众对科学研究过程和结论的信任。有研究指出,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获取科学和研究材料的频率与获取其他类型内容一样高,甚至更高,且平台选择对参与度有影响,Facebook在年轻人中更受欢迎 52。这表明社交媒体是吸引年轻一代参与科学讨论的重要阵地。
为科学家提供直接发声的平台: 社交媒体使得科学家能够绕过传统媒体的“守门人”角色,直接向公众传达科学信息,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见解。这不仅有助于确保科学信息的准确性,减少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扭曲,也赋予了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权来塑造自身形象和传播策略。这种直接发声的模式,特别是通过视频平台如YouTube,使得科学家能够将复杂的科学概念以更容易被公众理解的方式进行阐释,从而实现科学知识的普及化,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科学界的整体信任 49。
综上所述,社交媒体在后疫情时代作为科学传播的主渠道,通过其独特的传播机制和互动功能,极大地扩展了科学信息的可及性,丰富了传播形式,并构建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新的互动模式,为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贡献了显著的正向价值。
4.2 平台运行逻辑对信任构建的负面效应
尽管社交媒体在科学传播中展现出巨大的正向潜力,但其平台固有的运行逻辑也对公众科学认知和信任构建带来了显著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算法推荐机制对错误信息扩散的助推作用、流量激励机制的影响,以及碎片化传播和信息茧房效应对公众理解科学与信任权威的阻碍。
算法推荐机制对错误信息扩散的助推作用:
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通常旨在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engagement time),通过分析用户的历史行为(点击、点赞、分享、评论等)来预测其偏好,并优先推荐可能引起用户兴趣的内容。这种以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算法逻辑,在健康信息传播领域却可能成为错误信息扩散的强大助推器。因为相比于严谨、复杂的科学信息,那些耸人听闻、情绪化或阴谋论式的错误信息往往更容易吸引眼球,激发用户的互动欲望。研究指出,YouTube等平台通过推荐算法将用户暴露于多种信息源,将原本可能独立的信息相互关联,从而强化了用户对某些错误观念的信念,即便官方已发出风险警告 53。例如,在癌症治疗的错误信息传播中,平台推荐系统将用户与不实信息(如犬类驱虫药芬苯达唑能治愈癌症)联系起来,形成了复杂的传染网络 53。这种“复杂传染”机制意味着错误信息在人类互动和机器推荐系统的双重作用下得以强化和传播 53。用户在无意识中被引导进入一个由算法构建的、充斥着特定类型信息的生态系统,使得他们更频繁地接触和相信错误信息,从而削弱对权威科学信息的信任。此外,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被恶意行为者利用,用于自动化传播虚假信息,放大特定信息,并针对性地影响大量用户 54。
流量激励机制对错误信息传播的影响:
在许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内容的曝光率与互动量(即“流量”)直接挂钩,高流量意味着更高的可见性和潜在的商业价值(如广告收入、带货)。这种流量至上的激励机制,驱使内容创作者倾向于发布能够快速引爆话题、吸引关注的内容,即使这些内容缺乏事实依据,甚至是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或带有误导性的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 54。例如,在疫情期间,一些自媒体为了追求流量,不惜发布标题党、夸大其词或完全捏造的健康信息,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科学传播秩序,也使得公众难以分辨信息的真伪。这种机制使得具有煽动性、争议性的错误信息比真实但可能枯燥的科学知识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从而挤压了权威科学信息的生存空间。
碎片化传播与信息茧房效应:
社交媒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信息的碎片化。用户接收到的信息往往以短小精悍的片段形式呈现,缺乏完整的背景、严谨的论证过程和多角度的分析。这种碎片化传播不利于公众对复杂科学议题的全面、深入理解,容易导致以偏概全或断章取义。同时,算法推荐系统根据用户偏好构建的“信息茧房”(filter bubble)效应,使得用户长期暴露于与其既有观念相符的信息,而难以接触到不同观点或反驳性证据。这不仅强化了用户的固有认知偏差,也阻碍了他们对多元科学观点的理解和接受,从而加剧了认知极化(polarization)和集体盲从。信息茧房效应使得用户难以获得平衡和全面的信息,从而影响其对科学共识的理解和对专家的信任 5556。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中的用户,对异议和质疑的容忍度降低,更倾向于排斥权威科学信息,进一步巩固了其对错误信息的信念。此外,谣言和错误信息的传播还可能与其他社会问题交织,比如在癌症治疗领域,错误信息利用了患者对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恐惧,从而更容易被接受 53。
这些负面效应共同削弱了社交媒体在科学传播中构建信任的能力。它们不仅导致错误信息泛滥,更重要的是,它们侵蚀了公众识别真实信息的能力,瓦解了对科学权威的信任,并最终阻碍了基于科学共识的公共卫生行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社交媒体的运行逻辑进行更深入的审视和规制,并结合提升公众媒介素养的干预措施。
5. 后疫情时代风险沟通的实践模式与效果评估
5.1 不同主体的风险沟通模式对比
在后疫情时代,面对高度不确定性和公众对健康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不同传播主体采取了多样化的风险沟通模式。这些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目标、策略、信息来源、传播渠道以及所能发挥的作用上,进而影响了沟通的效果和适用场景。
政府部门:权威主导型沟通模式
政府部门在风险沟通中通常扮演着权威主导的角色,其核心目标是传递官方立场、发布政策指令、引导公众行为并稳定社会秩序。
- 策略特点: 强调信息的统一性、规范性和及时性。政府通常通过新闻发布会、官方网站、政府媒体平台以及主流媒体(如国家电视台、官方报纸)发布信息,力求覆盖面广、抵达率高。在内容上,政府倾向于提供宏观数据、政策解读、行动指南和防护建议,以期构建明确的社会预期和行动框架 5758。例如,在COVID-19疫情期间,各国政府通过每日简报、紧急法令等形式,向公众传达病毒传播风险、封锁措施、疫苗接种计划等关键信息 57。
- 优势: 具有最高的公信力和资源调动能力,其发布的信息往往被视为最权威和最准确的。能够进行大规模、系统性的宣传教育,对塑造公共舆论和引导集体行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局限: 僵化和缺乏透明度是政府沟通模式常见的挑战 5759。过度强调统一可能导致信息发布不够灵活,难以回应公众多元化、个性化的疑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滞后的情况下,政府沟通可能被视为不够透明,从而损害公众信任 5859。
- 适用场景: 适用于需要全国性统一行动、明确政策指导、以及在紧急状态下稳定社会情绪的时刻。
科研机构与专家:循证科普型沟通模式
科研机构和专家是科学信息的生产者和解释者,其风险沟通模式以提供基于科学证据的知识和专业建议为核心。
- 策略特点: 强调科学的严谨性、准确性和解释性。专家通常通过学术会议、科研报告、专业期刊、以及受邀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进行科普讲解。他们倾向于解释复杂的科学原理、数据分析、研究进展和不确定性,并对错误信息进行澄清和辟谣。在沟通中,专家往往会展现出对知识的专业掌握和对事实的忠诚 57。例如,在疫情期间,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通过媒体采访、科普文章和直播等形式,向公众讲解病毒特性、传播机制和疫苗原理。英国的独立科学咨询小组(Independent SAGE)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小组由不同学科的科学家组成,致力于提出政策相关问题、审查证据并提出基于证据的建议,并强调公众参与 60。
- 优势: 具有专业的权威性和客观性,能够为公众提供深入、准确的科学知识,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和批判性思维。
- 局限: 过于专业化的语言可能导致公众理解障碍。在科学认知尚不完全明确时,专家之间可能存在观点分歧,这若未能妥善沟通,反而可能引起公众困惑,甚至加剧信任危机。
- 适用场景: 适用于需要深度科学解释、消除科学误解、以及在长期复杂问题上引导公众形成科学共识的情境。
主流媒体:信息聚合与监督型沟通模式
主流媒体(如报纸、电视、电台、大型新闻网站)在风险沟通中扮演着信息聚合、筛选、解释和监督的角色。
- 策略特点: 将政府和专家的信息进行加工、整合,以更易于公众理解的方式进行传播。它们往往会采访多方观点,进行深度报道和背景分析,并对政府和专家的行动进行监督和质疑。在疫情期间,传统媒体是西班牙信息消费的焦点之一,相对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并有助于理解疫情 59。
- 优势: 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和专业的采编团队,能够快速有效地传递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提升信息的平衡性和公信力。
- 局限: 商业利益驱动下,有时可能为了追求点击率而过度渲染恐慌或偏离事实。信息处理不当可能导致“混合信息”(mixed messages),影响沟通效果 57。部分媒体可能因其政治立场而呈现出偏颇的报道,从而影响其客观性。
- 适用场景: 适用于需要将复杂信息简化、提供多元视角、并对社会事件进行持续性报道和公众教育的场景。
自媒体与社交媒体用户:多元互动型沟通模式
自媒体(个人博主、网红、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和普通社交媒体用户在风险沟通中形成了高度去中心化、多元互动的传播格局。
- 策略特点: 信息来源广泛,内容形式多样,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自媒体往往通过个人化的视角、亲身经历或非官方渠道获取信息,并以轻松、口语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在中国,自我媒体在疫情早期扮演了风险感应器的角色,填补了政府信息滞后所造成的空白,但其低可及性和不完善的审查机制也为谣言滋生提供了温床 58。
- 优势: 能够快速响应突发事件,捕捉公众情绪,形成病毒式传播。其去中心化和草根性使其能够触达传统媒体难以覆盖的特定社群,激发公众参与。
- 局限: 缺乏专业核查机制,信息准确性和可靠性难以保证,极易成为健康错误信息和谣言的温床 58。算法推荐和信息茧房效应可能加剧极端观点的传播,导致认知极化。
- 适用场景: 适用于补充官方信息、反映公众呼声、以及在特定小众群体内进行个性化沟通,但需警惕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并加强信息素养教育。
总结而言,后疫情时代的风险沟通模式呈现出多主体共存、相互影响的复杂生态。不同主体在各自的定位和优势下发挥作用,但要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需要政府、科研机构、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之间建立协同机制,共同提升信息透明度、准确性与公信力,以应对“信息疫情”的挑战。
5.2 风险沟通的效果差异与影响因素
风险沟通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公众对健康风险的理解、采纳恰当的防护行为并增强对风险管理机构的信任。然而,在后疫情时代,风险沟通的效果差异显著,并受到多重因素的调节。现有研究从多个维度评估风险沟通的效果,并深入探讨了信息透明度、发布及时性、内容通俗性以及传播主体特征等对沟通效果的影响。
风险沟通效果的评估维度:
风险沟通的效果评估是多维度的,不仅限于短期行为改变,更包括长期认知和信任的构建:
- 知识获取与风险认知: 评估公众对特定健康风险的知识掌握程度,包括风险的性质、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有效的沟通应能提升公众的风险认知准确性。
- 态度与信念改变: 衡量公众对风险的态度(如对疫苗的接受度)、对防护措施的信念(如口罩的有效性)是否受到沟通的影响而发生积极转变。
- 行为意向与行为改变: 这是风险沟通最直接的目标,评估公众是否采纳了推荐的健康行为(如接种疫苗、保持社交距离)或表达了采纳意向。
- 信任度提升: 评估公众对传播主体(政府、专家、媒体)的信任度,包括对其专业性、可靠性、公正性的感知。信任是有效风险沟通的基石,也是长期效果的重要指标。
- 情绪与心理状态: 评估沟通是否有效缓解了公众的恐慌、焦虑等负面情绪,或增强了应对风险的自我效能感。
- 社会凝聚力与公共卫生政策依从性: 衡量沟通是否促进了社会对公共卫生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公众对政策的整体依从性。
风险沟通效果的影响因素:
- 信息透明度(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透明度是构建信任的关键 61。在风险沟通中,信息透明度高意味着传播主体愿意公开所有相关信息,包括已知的事实、存在的不确定性、决策的依据以及可能的变化。当政府和专家能够坦诚地承认知识的局限性,并解释科学认知演进的过程时,公众更能感受到其真诚和负责任的态度,从而增强信任。相反,隐瞒信息、选择性披露或信息不一致会导致公众对传播主体产生不信任感,认为其有所隐瞒或缺乏能力,进而削弱沟通效果 62。
- 发布及时性(Timeliness of Dissemination):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的及时性至关重要。公众在危机发生时对信息有迫切需求,如果官方信息不能及时发布,公众可能会转向非官方或不可靠的渠道获取信息,从而为谣言和错误信息的传播创造空间。及时发布的信息能够有效占据信息真空,引导舆论方向,并帮助公众尽早采取防护措施。西班牙在COVID-19疫情期间的研究显示,沟通的及时性是影响公众对政府危机应对评估的重要因素之一 63。
- 内容通俗性与可理解性(Clarity and Understandability of Content): 风险信息往往涉及复杂的科学概念和专业术语。如果沟通内容过于专业化、抽象化,脱离公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将导致公众难以理解和接受,从而影响沟通效果。有效的风险沟通需要将复杂的科学信息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运用形象的比喻、图表、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呈现。研究表明,沟通的“简单易懂、可及和透明的数据”有助于增加疫苗的普及度 64。
- 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与权威性(Source Credibility and Authority): 传播主体自身的可信度是影响沟通效果的核心因素。公众更倾向于信任那些被认为具有专业知识、无偏见且值得信赖的来源。政府部门、公共卫生专家和科研机构通常被视为权威信息来源。然而,这种可信度并非一成不变,它受到传播主体以往的表现、利益关联、沟通风格以及公众对其整体信任度的影响。例如,当公众对疫苗接种存在犹豫时,政府有效的沟通策略,以及对疫苗效益的清晰传达和安全有效的交付,对建立公众信任至关重要 61。
- 沟通渠道的适应性(Adapt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不同的沟通渠道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触达受众的能力。在后疫情时代,单一的沟通渠道难以满足公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有效的风险沟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渠道,包括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数字媒体(官方网站、社交媒体、APP)以及社区宣传等,以确保信息能够触达更广泛的受众群体,特别是那些通过特定渠道获取信息的弱势群体。研究强调,危机沟通策略是双向过程,涉及通过适当平台传递清晰信息,并为不同受众量身定制 62。
- 公众参与和双向互动(Public Engagement and Two-way Communication): 传统的单向信息发布模式已不能满足后疫情时代公众对风险沟通的需求。有效的风险沟通应该是双向的互动过程,鼓励公众提问、表达担忧,并获得及时的回应。这种互动性有助于传播主体了解公众的实际需求和疑虑,从而调整沟通策略,使信息更具针对性。社区嵌入式沟通和持续的社区参与对于建立和维护公众信任至关重要 62。
- 文化和语境敏感性(Cultural and Contextual Sensitivity): 风险沟通的效果也受到目标受众文化背景、社会规范、价值观和信仰的深刻影响。在进行跨文化风险沟通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避免使用可能引起误解或冒犯的语言和符号。例如,在面对特定少数族裔或宗教群体时,沟通策略需要进行调整,以尊重其文化敏感性,才能确保信息的有效传递和接受。
综上所述,有效的风险沟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信息内容、传播主体、沟通方式、渠道选择以及受众特征等多个层面。在后疫情时代,提升风险沟通的效果,要求传播主体更加注重透明、及时、通俗的原则,并积极利用多渠道、双向互动的方式,以期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重建并维系公众对科学与公共卫生的信任。
6. 科学传播公信力提升与信任修复的干预策略研究进展
6.1 个体与群体层面的干预策略
针对后疫情时代健康错误信息泛滥和公众信任受损的挑战,学界已展开多维度的干预策略研究,旨在从个体和群体层面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信息甄别能力,并最终修复对科学的信任。这些策略主要包括公众媒介素养提升、健康科普精准推送以及错误信息预曝光干预等。
1. 公众媒介素养提升(Media Literacy Enhancement):
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是应对错误信息的根本性策略。媒介素养不仅仅是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更包括批判性思考、评估信息来源、理解媒体运作机制以及负责任地参与信息传播的能力。研究强调,通过教育和培训,增强公众对数字信息环境的理解,可以有效提高其对错误信息的免疫力。例如,有研究指出,在“信息疫情”背景下,向公众传授如何区分新闻事实与个人观点、识别虚假信息常见模式、核查信息来源等技能,能够显著降低其相信和传播错误信息的可能性。具体的干预措施包括:
- 学校教育: 将批判性思维、信息核查技能和数字伦理纳入K-12教育体系,培养年轻一代的媒介素养。
- 社区项目与工作坊: 针对成年人,特别是老年群体和信息弱势群体,开展关于辨别健康谣言、识别网络诈骗等主题的普及教育活动。
- 在线资源与工具: 开发易于使用的在线课程、指南和工具,帮助公众学习如何验证信息的真伪,例如由权威机构提供的“事实核查”网站和APP。
2. 健康科普精准推送(Targeted Health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传统的“一刀切”式科普传播效果有限,特别是在面对信息过载和受众高度分化的后疫情时代。精准推送策略强调根据不同个体或群体的需求、偏好、媒介使用习惯和健康素养水平,定制化地传递健康科普信息。
- 基于用户画像: 利用大数据分析,构建用户画像,了解不同群体的健康关注点、信息需求、接受渠道和理解能力。例如,针对青少年群体,可以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红效应传播健康知识;针对老年群体,可能需要通过社区活动、电视广播或家庭医生等渠道进行面对面或更传统的方式传播。
- 利用现有平台: 社交媒体平台虽然是错误信息的温床,但其精准推荐能力也可用于正向科普。例如,与社交媒体公司合作,将权威、准确的健康信息通过算法优化,优先推送给潜在需要或对健康议题表现出兴趣的用户。
- 多层次、多形式传播: 根据信息的复杂程度和受众的健康素养水平,设计不同层次和形式的科普内容。对于基础知识,可以使用图文并茂、生动有趣的短篇内容;对于复杂议题,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解读、专家访谈或问答直播。有研究发现,优化宣传内容,提升公众的情感共鸣,增强宣传信息的可靠性,以及提高献血便利性,可以有效提高公众参与无偿献血的意愿 65。
3. 错误信息预曝光干预(Pre-bunking Interventions):
预曝光干预是一种预防性策略,旨在通过提前揭示错误信息的传播伎俩和常见的认知偏误,从而降低个体未来接触到真实错误信息时的易感性。这种策略不同于事后纠正(debunking),因为它在错误信息被广泛传播之前就进行了干预。
- 原理: 预曝光基于“心理免疫”理论,即通过提前接触减弱版或“病毒化”的虚假信息,并解释其背后的操纵手法(如诉诸情感、人身攻击、转移注意力等),使得公众对真实的错误信息产生抵抗力。
- 实施方式: 可以通过短视频、游戏、互动测试等形式,向公众展示错误信息是如何被构建和传播的,例如揭示“伪科学”说辞、阴谋论的常见套路、或数据误读的陷阱。例如,一项研究将预曝光干预与事实核查相结合,旨在减少年轻人接触健康错误信息的情况,结果发现“预曝光”策略在提升年轻人对错误信息识别能力方面具有潜力。
- 应用场景: 特别适用于针对高风险健康议题(如疫苗、气候变化)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例如,在疫苗接种推广前,提前预告并解释可能出现的关于疫苗安全性的常见谣言,可以有效降低公众的疫苗犹豫。
这些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干预策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补充、协同作用的。例如,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是所有其他策略的基础,而精准科普和预曝光则是在特定情境下应用媒介素养原则的具体体现。通过这些策略的综合运用,有望逐步提升公众在复杂信息环境中的自主判断能力,并重建对科学传播的信任。
6.2 平台与传播主体层面的干预策略
除了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努力,平台运营方和科学传播主体自身在后疫情时代也发展出了一系列干预策略,以期从源头上治理错误信息,提升科学传播的公信力,并修复公众信任。这些策略主要聚焦于技术治理、政策规范以及传播主体行为的优化。
1. 平台信息审核与谣言标注(Platform Content Moder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Labeling):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核心枢纽,其对错误信息的治理至关重要。
- 内容审核: 平台通过雇佣人工审核团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查,识别并删除违反平台政策(如含有仇恨言论、虚假信息、煽动暴力等)的帖子。例如,全球主要社交媒体和消息平台(SMPs)在COVID-19期间都声称禁止相关错误信息,其中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和Twitter(现为X)的应对措施具有高度一致性,尽管整体而言,许多平台的响应缺乏清晰度和透明度 66。然而,内容审核面临巨大挑战,包括规模庞大、语言多样性、内容识别的复杂性以及言论自由的界限等。
- 谣言标注与背景信息提供: 对于难以直接删除但可能具有误导性的内容,平台会采取标注(labeling)策略,例如在帖子下方添加“此信息存在争议”、“事实核查员已指出其不准确”等警告标记,或链接至权威机构提供的背景信息和事实核查结果。这种方式旨在提醒用户批判性地看待信息,并提供对比信息源。研究表明,标记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用户识别错误信息,但其效果可能受用户既有信念和平台呈现方式的影响。此外,一些平台还会针对性地标记或删除与特定主题(如地震预测)相关的错误信息,特别是在高关注度事件之后 67。
2. 权威信息前置与推送(Prioritizing and Promoting Authoritative Information):
为了对抗错误信息的泛滥,平台和传播主体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权威、准确的科学信息能够有效触达公众。
- 平台策略: 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调整算法,将来自政府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主流新闻媒体和科研机构的权威信息优先展示给用户,尤其是在搜索结果和推荐流中。例如,在COVID-19期间,许多平台都在搜索结果顶部或显著位置展示了世界卫生组织或国家卫生部门的链接。同时,平台也与新闻机构合作,确保真实新闻和权威专家观点得到更广泛传播。
- 传播主体策略: 科研机构和公共卫生部门也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建立官方账号,定期发布科普内容、疫情数据、防护指南和辟谣信息。这种策略旨在通过“以正压邪”的方式,让权威信息在错误信息面前获得更大的曝光和影响力。
3. 传播主体透明化沟通(Transparent Communication by Communicators):
透明度是构建和维护公众信任的基石。科学传播主体,包括政府、科学家和媒体,需要采取更加透明的沟通策略。
- 披露不确定性: 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修正的过程,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专家在沟通时应坦诚地承认这些不确定性,解释科学认知的演进过程,而非呈现僵硬的“真理”。这种坦诚有助于公众理解科学的本质,并对科学家的专业性和诚信度产生更深层次的信任。
- 声明利益冲突: 任何可能影响信息客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包括研究资金来源、商业合作、政治立场等,都应向公众透明披露。这有助于公众评估信息的潜在偏见,并增强传播主体的公信力。正如前文所述,透明地声明所有潜在的利益关联是维护信任的关键。
- 开放数据与方法: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可以考虑开放研究数据和方法,增加科研过程的透明度和可验证性,从而提升公众对科研成果的信任。
4. 社区嵌入式传播与对话(Community-Embedded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将科学传播与社区需求相结合,进行深度的社区嵌入式传播,是修复信任、提升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 建立长期关系: 科学传播者应与当地社区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非仅仅在危机时才出现。通过持续的互动和参与,了解社区的文化背景、价值观、信息需求和担忧,从而设计出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传播策略。这种方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已有成功实践,强调通过持续的实地存在和互动来建立与当地社区的牢固关系,从而产生信任和有用的背景知识 68。
- 赋能社区意见领袖: 识别并培训社区内部的意见领袖、社区工作者或信赖的个体,使其成为科学信息的传播者和解释者。通过这些本地化的信源,科学信息能够更好地融入社区语境,更容易被社区成员接受和信任。例如,在尼日利亚,通过社区卫生工作者、宗教领袖和传统领袖的参与,进行社区驱动的疾病监测和健康促进活动,证明了社区嵌入式传播的有效性。
- 双向互动与共创: 鼓励公众参与科学传播内容的共创,例如通过焦点小组讨论、社区会议等形式,让公众表达他们的担忧、提出问题,并参与到科学解决方案的讨论中。这种双向的、赋权的互动模式有助于消除信息壁垒,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从而促进信任的建立。研究表明,焦点小组讨论作为一种定性方法,在理解人们对特定议题的看法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69。在危机沟通中,开放、富有同理心并能赢得公众信任的沟通方式最为有效,尤其当官员试图动员公众采取积极行动时,双向沟通至关重要。
这些平台与传播主体层面的干预策略,既包括自上而下的技术和政策管理,也包括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和信任构建。其核心在于打破信息壁垒,增加透明度,促进有效沟通,最终在复杂的数字信息环境中重建和维护科学的公信力。
7. 现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7.1 研究不足梳理
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诸多局限和研究空白,这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梳理这些不足之处,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当前领域的现状,并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
1.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足:
尽管疫情是全球性的,但现有研究在跨文化比较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仍显不足。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媒体生态、科学素养水平以及疫情应对策略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无疑会深刻影响科学传播的模式和公众信任的构建。例如,一项关于跨文化研究方法论的综述强调了多地点研究的独特挑战,并呼吁社会科学家在研究设计中纳入文化适宜性,以及对社区参与和数据共享的伦理考量 70。然而,许多现有研究仍集中在少数西方国家,缺乏对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科学传播和信任问题的细致探讨。例如,印度支那地区在COVID-19疫情初期对政府和新闻媒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高,这与西方国家的发现形成对比,凸显了文化差异的重要性。此外,跨文化沟通中存在固有的挑战,如语言障碍、方言差异、非语言沟通的误解以及文化规范的冲突等,这都会影响研究的通用性和有效性 7172。未来研究需加强跨文化、跨区域的比较分析,深入挖掘文化特异性因素对信任构建的影响,并发展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框架。
2. 长期效果追踪与纵向研究缺乏:
多数后疫情时代的研究侧重于疫情暴发初期的短期效应,如疫苗犹豫、错误信息传播等。然而,科学传播和信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短期的干预措施是否能产生持久的效果?公众对科学和专家的信任度在疫情结束后会如何演变?这些问题都需要长期追踪的纵向研究来解答。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疫情对公众信任的长期影响、信任修复的持续性以及不同干预策略的长期有效性。例如,针对疫苗犹豫的干预,其短期效果可能显著,但若不进行长期跟踪,难以评估其对未来其他公共卫生议题的影响。对长期性研究的缺乏,使得我们难以全面理解科学传播在持续性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3. 弱势人群和边缘化群体覆盖不足:
在科学传播和公众信任研究中,弱势人群和边缘化群体(如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少数族裔、残障人士、文化或语言少数群体等)往往被忽视。这些群体可能面临信息获取障碍、数字鸿沟、较低的媒介素养、历史性的不信任感以及特殊的文化需求,使其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侵害,或难以有效获取和理解权威科学信息。例如,一项关于烟草营销和反烟运动针对弱势群体的综述指出,针对女性、少数族裔、LGBTQ+群体、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等的研究存在空白 73。针对野火烟雾风险沟通的综述也发现,针对弱势群体的风险沟通研究十分有限,亟需更多关注 74。行为科学研究强调,在疫情应对中,社会弱势群体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其接种疫苗的障碍需要精准识别和解决 75。当前研究在揭示这些群体的具体信息需求、传播偏好、信任障碍以及如何设计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方面,仍存在较大空白。忽视这些群体不仅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不足,也可能加剧健康不平等和社会不公。
4. 社交媒体平台治理机制的实证评估不足:
虽然学界普遍认识到社交媒体平台在错误信息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但对于平台信息审核、算法调整、谣言标注等治理机制的实证评估研究仍然有限。例如,平台采取的各种干预措施,如内容删除、警告标签、权威信息优先推荐等,其对不同类型错误信息传播的实际效果如何?对用户行为和信任度的长期影响是什么?平台内部的算法逻辑如何具体影响信息流,以及如何衡量这些调整的正面和负面效应?缺乏透明度是评估平台治理机制的突出障碍,因为平台通常不会公开其算法细节和审核标准。这使得研究者难以获得充分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估。
5. 心理与认知机制的解释力有待加强:
现有研究在描述错误信息传播现象和信任变动趋势方面较为充分,但在深入解释公众接受、相信或传播错误信息背后的心理与认知机制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例如,除了简单的信息素养,哪些认知偏见(如确认偏误、动机性推理)、情绪因素(如恐惧、焦虑、愤怒)以及社会认同(如群体归属感)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些机制如何与社交媒体的运行逻辑相互作用?进一步阐明这些深层机制,有助于我们设计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行为干预策略。
综上所述,未来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拓展研究的地理和文化范围,进行更深入的长期追踪,关注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加强对平台治理机制的实证评估,并深化对个体心理认知机制的理解,以期构建更具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理论体系。
7.2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鉴于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治理的复杂性与数字媒介环境的快速演化,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领域亟需拓展研究视野,以应对新的挑战。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向:
1. 新兴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对科学传播的深远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如ChatGPT等已展现出生成原创、类人文本的能力,预示着对科学传播领域的颠覆性影响 76。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
- AI在科学传播中的应用潜力与挑战: AI工具能够帮助科学家和传播者以多模态方式(如文字、图像、视频)高效生成科普内容,实现大规模的对话式科学传播 76。研究可探索如何优化AI工具,使其在内容生成、翻译和个性化推荐方面更好地服务于科学传播,同时避免“规模化错误”(wrongness at scale)的风险 76。
- AI生成内容的准确性与可信度: 随着AI生成内容变得难以与人类创作区分,如何确保其科学准确性,并建立相应的鉴别机制成为关键。有观点认为,当前对生成式AI对错误信息影响的担忧可能被夸大了 77,但对其潜在风险的深入评估和预防仍不可或缺。
- 公众对AI传播科学信息的信任: 公众对由AI生成或辅助传播的科学信息的接受度和信任度将是一个新的研究议题。这涉及对AI透明度、伦理责任以及信息来源归属的感知。
- AI对科学传播生态系统和就业市场的影响: AI技术可能改变科学传播者的工作方式和职业发展路径,需要研究其对行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76。
2. 跨文化背景下科学信任的构建与调适:
全球疫情凸显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公众信任机制的差异。未来研究应超越西方中心视角,开展更广泛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
- 文化因素对信任形成的影响: 深入分析特定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和历史经验如何塑造公众对科学、专家和公共卫生机构的信任模式,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独特的信息自由和知识生产视角 78。
- 多语言和多语境风险沟通策略: 针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群体,设计和评估更具文化敏感性和地方适应性的风险沟通策略,以克服语言障碍和文化误解,实现更有效的信任构建 78。
- 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信任协作: 探索如何在国际合作框架下,构建和维护跨国界的科学信任,以应对未来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如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等问题。
3. 特定弱势群体的科学传播策略与信任修复:
弱势群体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也更容易成为错误信息的受害者。未来研究应着力:
- 识别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和障碍: 针对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如老年人、低收入者、偏远地区居民、身心障碍者、少数民族等),深入研究其获取、理解和评估健康信息的具体需求、偏好及面临的结构性障碍 798081。
- 定制化传播模式的开发与评估: 基于弱势群体的特点,开发和测试创新的、包容性的科学传播策略,例如社区嵌入式传播、利用信任的社区领袖、或通过更易于理解的视觉/口头形式进行沟通,确保科学信息能够有效触达并被这些群体所接受 82。
- 长期社会心理影响的追踪与干预: 疫情对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持久影响,研究应追踪错误信息和信任缺失如何加剧这些负面影响,并开发相应的心理支持和沟通干预措施。
4. 科学传播的长期社会心理影响研究:
疫情带来的社会心理冲击是深远的,科学传播对其影响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未来需开展:
- “疲劳”效应与信任侵蚀: 疫情期间的“Zoom疲劳”现象 83以及持续的信息超载可能导致公众对科学信息产生疲劳感,甚至对权威信息源产生排斥。研究应探讨这种“疲劳”如何影响长期信任,并寻求缓解策略。
- 信任的韧性与恢复机制: 深入研究在经历信任危机后,公众对科学和专家的信任如何得以恢复,哪些因素(如持续的透明沟通、成功的危机应对、价值观的一致性)对信任的韧性至关重要。
- 疫情经验对未来风险认知的塑形: 疫情作为一次全球性集体经历,将如何长期改变公众对其他科学风险(如气候变化、生物技术)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对未来科学建议的接受程度。
5. 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评估:
应对“信息疫情”和重建信任,需要政府、平台、科学家、媒体和公众等多方协同努力。未来研究应聚焦:
- 平台治理的有效性与伦理边界: 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算法优化和谣言标注等措施进行独立、透明的实证评估,并探讨在保障言论自由与打击错误信息之间的伦理平衡点。
- 科学传播的政策框架与法规: 探索构建一套既能促进科学信息有效传播,又能有效遏制错误信息传播的政策和法规体系,包括对数字平台责任的界定。
- 公民科学与公众参与的深化: 鼓励公众更积极地参与到科学研究和传播过程中,例如通过公民科学项目、众包事实核查等,从根本上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从而共同抵御错误信息 84。
- 科学传播者能力建设: 加强对未来和现有科学传播者的专业培训,提升其在数字时代进行有效、伦理沟通的能力,特别是在医学教育领域,科学传播技能的培训已愈发受到重视 485。
这些研究方向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的动态关系,为构建更健康、更具韧性的信息环境和更有效的公共卫生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