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影响机制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问题。COVID-19大流行凸显了有效科学传播的重要性,同时也暴露了其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维持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方面。以下将从多个方面详细探讨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的影响机制,并结合所提供的证据进行阐述。
一、 科学不确定性与公众信任
COVID-19大流行期间,科学界对病毒的理解、传播方式、治疗方案和疫苗研发等方面的认知不断演变。这种科学不确定性对公众信任产生了显著影响。
1. 不确定性的沟通与信任侵蚀 科学研究的加速和数据限制意味着一些模型和发现可能被推翻或撤回,这在COVID-19时期尤为突出。强调预测中的不确定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侵蚀公众信任。例如,当科学共识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时,如果不进行谨慎的科学沟通,公众对科学的支持可能会受到影响。过度强调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众对科学信息产生怀疑,认为科学不够可靠或前后矛盾。
2. 隐瞒不确定性的短期效应与长期风险 虽然短期内轻描淡写不确定性可以提高支持度,但预测的反转可能会削弱这些效果,甚至降低科学信任。这种做法可能在短期内维持公众对特定政策或建议的支持,但一旦科学共识发生重大转变,而公众此前并未充分了解其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信任可能会遭到严重破坏,因为公众会感觉被误导。
3. 政治因素与信任的互动 政治精英的批评会影响公众对科学的信任。研究表明,来自民主党政治精英的批评比来自共和党人的批评更能损害信任。这表明政治立场和党派归属在塑造公众对科学的不确定性感知和信任水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中,民粹主义政治通过助长反智主义,增加了对错误信息的接受度,进而降低了对专家、科学家和机构的信任。
二、 科学传播模式的转变与挑战
数字时代和COVID-19大流行加速了科学传播模式的演变,从传统的机构传播模式转变为网络化模式,这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1. 从机构模式到网络化模式 过去十年,基于机构之间信息线性流动的科学传播制度模式,逐渐转变为由社交媒体推动信息在所有相关参与者之间循环的网络化模式。这种转变意味着科学信息不再仅仅由科学家、政府和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给公众,而是公众、专家、政策制定者和记者之间相互交流和辩论的动态过程。
2. 社交媒体的双重作用 社交媒体在健康危机期间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强公众对科学专业知识的信任。
- 削弱信任的风险:社交媒体是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传播的温床。在土耳其的案例中,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对信任的负面影响,就是通过接受错误信息来介导的。社交媒体复杂的注意力经济也可能导致科学家在公共领域被误解、利用或噤声。在COVID-19信息过载的情况下,辨别科学相关错误信息的能力至关重要。
- 增强信任的潜力:社交媒体也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直接与公众互动、分享信息和建立透明度的平台。然而,这种互动需要科学家具备修辞意识,理解他们所进入的媒体环境的语境、平台和限制,以避免被政治利用或被公众误解。
3. 错误信息和“信息疫情” COVID-19大流行期间,我们不仅与病毒作斗争,还在与由大流行引起的信息过载(“信息疫情”)作斗争。错误信息的广泛传播是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民粹主义态度会增加人们接受错误信息的倾向,从而降低对专家和科学家的信任。为了对抗“信息疫情”,提升科学信息素养至关重要。
三、 提升公众信任的策略与机制
鉴于上述挑战,后疫情时代提升公众信任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策略。
1. 负责任的科学沟通原则 负责任的科学传播对于培养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促进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至关重要。为了应对数字转型和复杂危机带来的挑战,科学传播者应遵循关键原则,包括:
- 透明度:公开科研过程、数据和不确定性,让公众了解科学的局限性。南非的研究发现,信任度最高的群体特别重视科学的仁慈性(benevolence),而信任度较低的群体则更看重专业性(expertise)。透明地沟通不确定性,而不是回避,有助于建立长期信任。
- 包容性:确保科学信息能够被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群理解和获取。
- 诚信:坚持科学研究和传播的道德标准。
- 问责制:对科学发现及其社会影响负责。
- 自由和自主:确保科学家能够自由地进行研究和传播结果,不受不当干预。
- 及时性:在危机期间及时提供准确的科学信息。
- 对话导向:鼓励科学家与公众进行双向沟通,而不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
2. 提高科学信息素养(SIL)与公众参与(PES) 为了增强个人对抗科学相关错误信息的“免疫力”,提高公众参与科学(PES)和科学信息素养(SIL)非常重要。
- 公众参与科学:研究表明,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动和态度都与科学信息素养呈正相关,尤其是公众参与科学的态度。这意味着积极鼓励公众参与科学活动,并培养对科学的积极态度,可以有效提高他们识别错误信息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单向的科学传播,更是双向的互动和共同学习。
- 科学信息素养:提高公众理解科学信息、评估其可靠性和辨别错误信息的能力,是应对“信息疫情”的关键。政策制定者应投资提升科学传播能力,建立危机沟通机制,支持科学家进行公共传播,并促进科学和数字素养。
3. 针对性沟通策略 研究表明,不同的人群对科学的信任水平和信任维度存在差异,这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沟通策略。
- 在南非的一项研究中,通过对网络用户进行调查,发现了四类人群:“完全信任者”、“高度信任者”、“中度信任者”和“不太信任者”,他们在信任维度(专业性、诚信、仁慈、透明和对话导向)和接触科学信息的频率上存在差异。
- 在德国和南非的比较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四类人群,但在国家之间,这些群体的频率以及他们通过各种科学传播方式接触科学的频率有所不同。德国还额外发现了一个对科学不信任的小群体。
- 这些发现提示,沟通策略需要根据目标受众的具体信任模式和信息获取习惯进行调整,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有效性。例如,对于重视专业性的群体,可以侧重于展示科学家的资质和研究的严谨性;对于重视仁慈性的群体,则可以强调科学研究对社会福祉的贡献。
4. 医学生科学传播技能的培养 在发展中国家,例如秘鲁,评估和培养医学生的科学传播技能尤为重要。COVID-19大流行凸显了医学生掌握有效科学传播技能的必要性。这对于改善当地医疗系统的沟通挑战至关重要。未来的医生作为重要的健康信息传播者,其沟通能力将直接影响公众对健康建议的理解和信任。
5. 应对区域性信任差异 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不同地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 北美和欧洲的受访者对科学的信任度有所增加,而非洲和南美的信任度则有所下降。
- 男性信任度下降幅度大于女性,本科生下降幅度最大。
- 依赖独立研究人员获取科学信息的人信任度略有增加,而依赖传统媒体的人信任度下降幅度最大。 这些结果强调了科学信任的复杂动态,以及采取有针对性的科学传播策略以减缓信任侵蚀的重要性。
四、 后疫情时代研究方向展望
COVID-19后的研究应继续探索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的交叉领域。
- 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s):未来研究应关注ICTs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危机沟通、公共关系、内部沟通、传播理论和公众舆论方面。社交媒体平台的持续演变,以及人工智能在信息传播中的应用,都将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 公众舆论与民意:深入理解在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如何塑造和回应公众舆论,尤其是在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中。
- 远程工作与公共政策:COVID-19催生了远程工作等新的社会模式,这与公共政策、健康和就业市场等主题密切相关。科学传播可以在解释这些新现象及其影响方面发挥作用。
- 跨文化比较研究:继续进行跨国、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了解不同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对科学传播的反应。例如,一项68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信任科学家,并认为科学家应更多地参与社会和政策制定,但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这与政治倾向等因素有关。
总结
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与公众信任的影响机制错综复杂。科学不确定性的沟通、社交媒体的崛起以及错误信息的泛滥,都对公众信任构成了挑战。为了维护和提升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需要采取负责任的科学沟通策略,强调透明度、诚信和对话,并致力于提高公众的科学信息素养和参与度。同时,应根据不同的人群和区域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并持续深入研究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和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对科学信任的影响。通过这些努力,科学传播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支持循证决策和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