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全球数以亿计的准妈妈而言,对乙酰氨基酚(Paracetamol,又称扑热息痛,泰诺的主要成分)几乎是孕期药箱中的“定海神针”。作为长期以来被医学界公认为孕期最安全的解热镇痛药,它承载着无数家庭在面对发烧和疼痛时的信任。甚至在全球各大监管机构——如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MHR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以及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管理局(TGA)的指南中,它都是首选推荐。
然而,这种信任在近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一系列观察性研究指出孕期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可能与后代患孤独症谱系障碍(ASD,俗称自闭症)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存在关联,公众的焦虑情绪被迅速点燃。特别是在2025年9月,有关“避免在孕期使用泰诺”的呼声甚至上升到了极高的关注层面,令无数已经服用过该药的孕妇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恐慌之中。
究竟是药物真的具有神经毒性,还是我们被数据中的假象蒙蔽了双眼?为了厘清这一关乎下一代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来自利物浦大学及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医学顶刊《BMJ》上发表了一项全面的“综述之综述”(Umbrella Review),通过对现有证据的深度剖析,试图揭开这层迷雾。
在深入探讨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当前科学界面临的困境。过去几年中,确实有多项系统综述汇总了数十项研究,结果似乎都在暗示同一个方向:孕期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孩子患神经发育障碍的风险似乎增加了。部分荟萃分析甚至计算出,ADHD的风险增加了20%到40%不等。
但是,这些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能直接等同于“因果关系”吗?这正是本项研究试图解答的核心科学问题。研究人员不仅收集了此前发表的系统综述,更利用了AMSTAR 2(系统综述质量评价工具)对这些证据的“成色”进行了严格的检验。
研究团队首先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献筛选漏斗。如图[1]所示,研究人员从数据库中初步检索到了666条记录,经过层层去重和筛选,剔除了那些设计不当、暴露定义错误的文献。最终,仅有9篇系统综述(涵盖了40项原始研究)符合纳入标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核心结局:后代的自闭症(ASD)和多动症(ADHD)。

从图[1]的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初始文献浩如烟海,但真正能经得起推敲、符合严谨科学标准的综述并不多。更令人担忧的是,当研究人员对这9篇最终纳入的综述进行质量评估时,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基于AMSTAR 2标准,其中7篇综述的证据质量被评为“极低”(Critically Low),另外2篇也仅为“低”(Low)。这意味着,此前引发公众恐慌的所谓“实锤”,大多建立在极为脆弱的地基之上。
为什么此前的研究质量如此堪忧?核心问题在于“混杂因素”(Confounding Factors)的控制不力。大多数观察性研究只是简单地比较了“吃药的孕妇”和“没吃药的孕妇”生出的孩子。然而,这两类人群本身就存在巨大差异:
如果不能剥离这些因素,我们就永远无法看清真相。
为了剔除遗传和家庭环境这些难以测量的混杂因素,科学界祭出了流行病学研究中的“杀手锏”——同胞对照设计(Sibling Controlled Analysis)。
这种设计精妙之处在于:比较同一个家庭中,一个在孕期暴露于对乙酰氨基酚,而另一个没有暴露的兄弟姐妹。因为他们拥有一半相同的遗传基因,且成长在极为相似的家庭环境中,这种比较能最大程度地抵消遗传和社会背景的干扰。
在本项综述涵盖的海量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针对使用了“同胞对照”分析的研究结果。正是这一关键数据的引入,让整个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组极具说服力的数据对比。如图[2]所示,这是对乙酰氨基酚暴露与后代神经发育障碍风险的森林图,清晰地展示了两种不同分析方法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论。图表被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对应自闭症(ASD)和多动症(ADHD)的风险分析。

请注意图[2]中数据的颜色编码:蓝色的点代表“全队列分析”(即传统的、未充分控制遗传因素的对比),而黄色的点代表“同胞对照分析”(即控制了家庭遗传因素后的对比)。
在全队列分析(蓝色)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蓝点都位于垂直参考线(风险比为1)的右侧,且置信区间不包含1。这重现了过去那些引发恐慌的结论——例如,在Ahlqvist等人的研究中,全队列分析显示ADHD的风险比为1.07(95% CI 1.05-1.10),看起来药物确实微弱地增加了风险。
在同胞对照分析(黄色)中: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当我们将目光移向黄点,会发现它们迅速向左回撤,回归到了参考线附近。对于同样的Ahlqvist研究,在同胞分析中,ADHD的风险比降至0.98(95% CI 0.94-1.02),完全排除了风险增加的可能性。自闭症(ASD)的数据表现出同样的趋势(从1.05降至0.98)。
从图[2]中Gustavson等人的研究数据看,这种对比更为惊人。在全队列分析中,长期用药(≥29天)似乎将ADHD风险推高了一倍(HR 2.02),但在同胞对照分析中,这一数字骤降至1.06,且统计学上不再显著。这有力地说明,此前观察到的所谓“药物危害”,极有可能是由家族遗传背景和环境因素“冒名顶替”的。
这项发表于《BMJ》的重磅综述,通过汇总并重新评估现有的高质量证据,向公众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目前的证据并不支持孕期使用对乙酰氨基酚会导致后代患自闭症或ADHD。
那些在传统研究中看似确凿的“风险关联”,在更严谨的同胞对照分析面前烟消云散。这提示我们,此前观察到的关联更可能是由父母的遗传易感性、孕期的潜在疾病(如发烧、感染)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共同驱动的,而非药物本身的神经毒性。
对于临床医生和准妈妈们来说,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场关于止痛药与自闭症的争论,再次提醒我们在面对健康资讯时,需要透过标题党的迷雾,去探寻数据背后的逻辑与真相。
本文由超能文献AI辅助创作,内容仅供学术交流参考,不代表任何医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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