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的流行特征、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综述

1. 全球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的流行现状

1.1 总体患病率与时间趋势

抑郁症和焦虑症是全球范围内影响广泛的精神障碍，对全球健康构成重大挑战。根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的数据，精神障碍在全球疾病负担中位列前十，且自1990年以来，其负担并未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下降趋势1。具体而言，抑郁症和焦虑症是导致全球健康相关负担的主要因素2。

进入2020年，COVID-19大流行的爆发对全球心理健康产生了显著影响，加剧了多种导致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决定因素2。多项研究表明，疫情期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显著上升。例如，一项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系统性综述和荟萃分析显示，疫情期间抑郁症状的总体患病率为31%，焦虑症状为31%3。另一项针对COVID-19大流行期间精神健康问题的荟萃分析报告指出，抑郁症、焦虑症、困扰和失眠的总体患病率分别为31.4%、31.9%、41.1%和37.9%4。

更具体的数据显示，COVID-19大流行导致全球新增5320万例重度抑郁症病例和7620万例焦虑症病例，分别使这两种疾病的总患病率增加了27.6%和25.6%2。2020年，重度抑郁症导致全球494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焦虑症导致4450万DALYs2。疫情对女性和年轻人群的影响尤为显著，他们受到的影响比男性和老年人群更大2。从时间趋势来看，全球年龄标准化全因DALY率在2010年至2019年间下降了14.2%，但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这一下降趋势发生逆转，2020年和2021年分别增加了4.1%和7.2%5。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增幅最为显著，分别增加了16.7%和16.4%5。这表明COVID-19疫情对全球心理健康产生了持续且深远的不利影响。

1.2 地区差异与社会经济关联

全球抑郁症和相关心理问题的流行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Socio-demographic Index, SDI）密切相关。一项关于产后抑郁症（PPD）的全球流行病学研究显示，PPD的全球患病率为17.22%，但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的PPD发生率显著较低 6。这可能与这些地区更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更高的诊断率以及更强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关。

然而，中低收入国家（LMICs）的心理健康挑战同样严峻，尽管其表面患病率可能因诊断不足、污名化和数据收集不足而显得较低。在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地位与精神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劣势，包括年轻、女性、未婚、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收入较低以及失业等，都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终生风险增加相关 7。在低SDI地区，多种特定风险因素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在拉丁美洲的土著居民中，健康差异持续存在，反映出系统性不平等和历史性边缘化，这些因素加剧了传染病、营养不良以及慢性病的负担 8。在尼日利亚等中低收入国家，医学生面临着收入不平等、贫困、不安全感和政治不稳定等社会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导致精神疾病患病率较高，例如心理困扰（25.2%）、感知压力（60.5%）、抑郁（33.5%）和焦虑（28.8%） 9。

此外，社会隔离和缺乏社会支持也被证实是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症状）的重要风险因素，尤其对于少数族裔、国际学生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群体 10 11。亲密伴侣暴力（IPV）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中的流行率也存在显著差异，并与抑郁症、PTSD和自杀意念的发生风险增加密切相关，这在中低收入国家尤为突出 12。睡眠健康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背景和少数族裔群体之间存在睡眠健康差异 13。这些因素共同表明，地区差异和社会经济关联是理解全球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流行模式不可或缺的维度。

2. 人群特异性流行特征

2.1 性别与年龄分布

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研究普遍表明，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高于男性 14 15 16。例如，有数据显示，女性在一生中经历精神障碍的累积风险（53.1%）高于男性（46.4%）16。这种性别差异在不同年龄段和特定情境下尤为突出。例如，在大学生群体中，女性在焦虑水平上显著高于男性，尤其是在大学前两年，尽管在平均抑郁和压力水平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有更高比例的女性大学生存在超出正常阈值的焦虑，而男性大学生则表现出更高比例的抑郁问题 17。癌症患者的研究也显示，女性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发生率更高，在某些癌症类型中，女性的患病率甚至是男性的两到三倍 18。这种差异可能与生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有关，如女性特有的激素波动（如围绝经期和围产期抑郁）19、社会角色压力以及应对方式的不同等 11 14。

年龄是影响心理问题流行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抑郁症和相关心理问题的发病年龄通常较早，大约一半的终生精神障碍病例在14岁前首次发病，四分之三在24岁前发病 20 21。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数据显示，焦虑症和冲动控制障碍的中位发病年龄更早（7-15岁），而物质使用障碍和情绪障碍的发病中位年龄分别为20岁和30岁 20。

特别关注青少年群体（10-24岁），这是精神障碍发病率显著增加的时期。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的数据显示，全球5至24岁个体中，有2.93亿人患有至少一种精神障碍。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在10-14岁年龄组中为12.40%，在15-19岁年龄组中升至13.96%，在20-24岁年龄组中略有下降至13.63% 22。这表明青春期是精神健康问题，尤其是抑郁和焦虑障碍的高发阶段 14 23。在青少年中，早发性抑郁症的特征可能包括应激、功能失调的应对方式、负面身体意象和不安全的依恋风格等 14。

对于老年群体而言，虽然某些精神障碍的首次发病率可能较低，但共病风险显著增加。例如，在老年人中，焦虑症状与骨折风险增加有关，尤其是男性，这可能提示了精神健康与躯体健康之间的复杂互动 24。慢性共病指数（CCI）与抑郁症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且与全因死亡率增加相关，尤其是在CCI≥2且合并抑郁症的患者中，死亡风险显著升高 25。这凸显了在老年人群中，对抑郁症和共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和管理的必要性。

2.2 特殊群体的脆弱性

某些特定人群由于其独特的生理、社会或环境因素，在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方面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

跨性别及非二元性别青年 是一个面临严重心理健康挑战的群体。研究显示，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TNB）青年因社会支持减少、污名化和歧视而承受着不成比例的心理健康负担 26。一项针对寻求性别肯定护理的TNB青年的研究发现，基线时有56.7%的个体存在中重度抑郁，50.0%存在中重度焦虑，43.3%报告有自残或自杀念头 26。尽管性别肯定医疗干预（如青春期阻滞剂或性别肯定激素）与12个月内抑郁和自杀率的降低相关（抑郁症的调整优势比为0.40，自杀率的调整优势比为0.27），但焦虑症的改善不显著 26。这表明，社会歧视、缺乏认同和内在化污名是导致这一群体心理困境的重要因素 26 27。跨性别个体面临的压力不仅包括来自外界的歧视，还包括因不被社会接受而产生的心理负担，这可能导致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 28。此外，即使在接受性别肯定手术后，跨性别个体仍可能面临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风险，这强调了持续且对性别敏感的心理健康支持的必要性 29。

孕妇也是抑郁症高风险人群。围产期（包括孕期和产后）是一个女性生理和心理都经历剧烈变化的阶段，这使得她们对抑郁症的易感性增加。一项系统性回顾和荟萃分析显示，全球产前抑郁症（antenatal depression）的汇总患病率为20.7% 30。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以及使用自评工具或2010年后进行的研究中，产前抑郁症的患病率更高 30。在埃塞俄比亚，产前抑郁症的汇总患病率高达25.33% 31。在中国大陆地区，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6.3%，其中产前抑郁为19.7%，产后抑郁为14.8% 32。孕产妇抑郁症的风险因素包括抑郁史、缺乏社会支持、单身/分居/离婚状态、意外怀孕、失业、遭受暴力以及孕前或孕期吸烟等 30 31 33。这些风险因素往往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和缺乏资源支持相关 32 34。

精英青少年运动员 同样面临独特的心理健康挑战。这项群体在追求卓越表现的同时，承受着巨大的训练、比赛和学业压力。一项针对精英青少年运动员的范围审查发现，他们心理健康症状和疾病的患病率需要更多关注 35。例如，在混合性别的样本中，抑郁症的患病率可达7%，而女性运动员的抑郁率甚至高达40% 35。另一项针对中国精英青少年运动员的研究显示，19%的运动员达到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诊断阈值，抑郁症的比例也类似 36。与非运动员相比，运动员身份本身以及性别是心理健康问题常见的风险因素 35 37。社会关系因素（如与教练、父母和同伴的关系）也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35。此外，伤病被发现是澳大利亚精英运动员抑郁症和广泛性焦虑障碍症状加剧的重要因素 37。职业生涯满意度与焦虑/抑郁和困扰的迹象显著相关，职业生涯不满意度是焦虑/抑郁和困扰迹象的显著独立预测因子 38。

3. 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的多维影响因素

3.1 社会环境因素

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受到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尤其在经历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时，这些因素的作用更为凸显。COVID-19大流行期间，感染率、社会流动性下降、社会隔离以及经济压力等社会环境变化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

COVID-19相关因素的影响：疫情期间，病毒感染本身及其带来的健康不确定性是普遍的心理压力源。一项系统综述指出，超过半数的COVID-19康复者在感染后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内出现感染后遗症（PASC），其中心理健康障碍是常见问题之一，广义焦虑症的患病率中位数达到29.6% 39。除了直接感染，与COVID-19相关的各种公共卫生措施，如封锁、隔离、学校停课等，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的增加 40。一项针对马来西亚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显示，在疫情期间，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分别高达56.5%、51.3%和29.4%，而对COVID-19的负面认知与这些心理问题的加剧密切相关 41。此外，对COVID-19的恐惧也与多种精神健康相关因素（如焦虑、压力、抑郁和睡眠问题）存在中等程度的关联 42。

社会隔离与孤独感：为了遏制病毒传播，各国政府普遍实施了限制社交互动、居家隔离等措施，导致社会隔离程度显著上升。人类对归属感有基本需求，社会孤立被视为对生物适应性的威胁 43。研究发现，疫情导致的社会隔离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青少年时期对社会排斥的敏感性达到顶峰 43。远程学习模式的推广使得学生，特别是青少年，长期处于缺乏面对面社交互动的状态，加剧了孤独感、焦虑、悲伤和压力 44 45。一项针对埃塞俄比亚高中学生的研究表明，虽然大多数学生在隔离期间建立了相似的日常学习习惯，但仍有16%的学生心理健康得分显示抑郁症状 45。进一步的研究也发现，疫情导致的社会隔离与儿童焦虑水平的线性增加相关，甚至导致焦虑症患病率增加四倍 46。对于有运动障碍的儿童及其照护者而言，疫情期间康复治疗中断进一步加剧了儿童和照护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困境，包括儿童压力增加、身体活动减少以及照护者压力增大等 47。

经济压力与不安全感：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导致失业、收入减少以及更广泛的经济不确定性，这些都转化为巨大的心理压力。经济压力，特别是粮食不安全，与父母和儿童的抑郁症患病率存在显著关联。例如，在肯尼亚西部，青少年母亲更容易面临贷款、粮食不安全以及健康和经济功能受损等问题，这些问题会持续到成年，并与其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关 48。此外，在产妇群体中，物质和社会资源匮乏以及疫情期间就业相关的压力，都与围产期精神健康症状的增加有关，且这种影响在有色人种中更为显著 49。环境不公正也加剧了低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人群的心理健康风险，他们更容易暴露于空气污染等环境危害，而这些危害会对其身心健康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儿童 50。这些证据表明，经济不稳定和资源不平等是加剧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社会决定因素。

3.2 生物与生理机制

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的发生发展与复杂的生物学和生理机制密切相关，涉及神经内分泌、肠道菌群以及躯体疾病等多个层面。

HPA轴异常：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是应激反应的核心调节系统，其功能失调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学中扮演关键角色 51。HPA轴的过度激活或调节异常，特别是皮质醇水平的升高，已被广泛认为是抑郁症的生物学标志之一。在青少年群体中，HPA轴的功能尤其敏感。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应激可能会影响大脑成熟的轨迹，尤其是在边缘系统和皮层区域，从而导致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疾病的增加 52。有证据指出，青少年晨间皮质醇水平的升高可能预示着抑郁症的发生 51。例如，HPA轴功能异常与青少年酒精滥用和自杀行为的病理生理学相关，其活动机制的改变甚至可能先于酒精使用障碍的发展 53。此外，HPA轴还与血清素能系统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两者异常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情绪失调，这在青少年自杀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 51。尽管如此，针对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显示，HPA轴与下丘脑-垂体-甲状腺（HPT）轴之间的关系不如成人明确，提示了这种调节机制可能存在年龄相关的成熟调整 54。

肠道菌群失调：近年来，肠道菌群在抑郁症中的作用受到了广泛关注。肠道菌群通过肠-脑轴（gut-brain axis）与大脑进行双向交流，影响神经递质合成、免疫反应和神经炎症，进而影响情绪和行为 55 56 57。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改变，即生态失调（dysbiosis），被认为是抑郁症发生和进展的重要因素。菌群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s）和色氨酸代谢产物，在调节肠-脑轴中发挥关键作用 55 58。例如，色氨酸作为神经递质血清素的前体，其代谢过程受肠道微生物影响，进而影响情绪调节 59 60。肠道菌群失调可能导致神经炎症，进一步加剧抑郁症状 57。针对微生物的疗法，如饮食干预、粪便微生物移植、益生菌、益生元等，被认为是治疗抑郁症的新兴策略 55 58。

心血管共病：抑郁症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关系。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不仅是抑郁症的风险因素，反之，抑郁症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影响其管理 61 62。这种共病关系增加了死亡风险，并可能降低干预措施的疗效 61。高血压与焦虑和抑郁之间的双向关联在美国年轻人中尤为明显，且在低收入人群、女性和少数族裔群体中影响更强 62。队列研究表明，抑郁症通过炎症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途径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而高血压本身也会加剧心理困扰，形成恶性循环 62。此外，睡眠障碍与高血压、抑郁症和心血管疾病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双向关系，提示了三者共病的复杂性 63。遗传学研究也揭示了抑郁症与心血管疾病（如冠状动脉疾病和高血压）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加重了阿尔茨海默病等其他疾病的风险 64。

3.3 心理与行为风险

除了社会环境和生物生理因素外，心理与行为模式在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的发生和维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智能手机成瘾、情绪性进食以及负性认知模式（如反刍思维）是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几个关键领域。

智能手机成瘾（Smartphone Addiction）：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过度使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与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研究表明，智能手机成瘾与抑郁、焦虑和压力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65 66 67 68。一项针对黎巴嫩年轻人的研究发现，智能手机成瘾与更高的无聊倾向、焦虑和孤独感显著相关 65。其中，焦虑在此关联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无聊倾向和孤独感通过焦虑间接影响智能手机成瘾 65。另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也证实了焦虑（包括学术焦虑、社交焦虑和未来焦虑）通过元认知（metacognition）中介智能手机成瘾的机制 69。此外，智能手机成瘾还被发现与精神病性特征（schizotypal traits）相关，而抑郁、焦虑和压力在此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表明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可能作为一种压力源，通过加剧心理困扰而间接促进精神病性倾向 66。在孕妇群体中，智能手机成瘾虽然不直接影响睡眠质量，但会增加抑郁水平，进而导致睡眠质量下降，提示了智能手机成瘾对特定脆弱群体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 70。此外，父母的“手机冷落”（parental phubbing）行为也被发现与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正相关，其中抑郁起部分中介作用，且这种关联在学校氛围更负面的青少年中更强 71。总体而言，高度或不断增长的成瘾性屏幕使用轨迹与青少年自杀行为、自杀意念以及更差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关，而非仅仅是总屏幕时间 72。

情绪性进食（Emotional Eating）：情绪性进食是指个体为应对负面情绪（如抑郁、焦虑、压力）而摄入食物的行为。这种行为在青少年中尤为常见，并与抑郁症呈现中等强度的关联 73 74。一项针对肥胖症手术候选者的研究显示，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情绪性进食和外部性进食行为呈正相关，而与限制性进食行为呈负相关 75。这意味着，抑郁程度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通过食物来应对情绪，并更容易受到外部食物线索的影响。另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与情绪性进食（尤其是在应对焦虑、愤怒、沮丧和抑郁时进食）以及身体不满（body dissatisfaction）相关 73。在身体不满程度较高的青少年中，睡眠不足与情绪性进食的关联更加显著，提示优化睡眠可能有助于降低患有高度身体不满的青少年的饮食失调风险 73。抑郁症与情绪性进食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通路，例如，抑郁可能通过述情障碍（alexithymia）和冲动性（impulsivity）间接促进情绪性进食，而与外部性进食的直接关联较弱 74。

认知模式（如反刍思维）：反刍思维（rumination）是一种重复性地思考自己的负面情绪、症状、原因和后果的认知模式，被认为是抑郁症的核心特征之一，并能维持和加剧抑郁症状 76 77 78。反刍思维具有多重负面影响：它能放大和延长负面情绪状态，干扰问题解决和工具性行为，降低对情境变化的敏感性 76。作为一种跨诊断的精神健康脆弱性因素，反刍思维影响焦虑、抑郁、精神病、失眠和冲动行为 76。它还会干扰治疗效果，限制心理干预的效力，并加剧和维持生理应激反应 76。抑郁症患者通常表现出负性偏向的信息处理，影响注意力、记忆力以及对反馈的反应，且对避免负性情境有更强的动机，而接近积极目标的动机减弱 77。反刍思维的潜在机制包括习惯养成、执行控制功能障碍、抽象加工、目标差异和负性偏向（H-EX-A-GO-N模型），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反刍思维的发生和维持 76。此外，反刍思维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之间存在小到中等程度的正相关，且这种关联独立于反刍思维的亚型（如一般性反刍、抑郁性反刍、沉思性反刍、反思性反刍），提示其在情绪失调和应对策略中的核心作用 79。在经前期综合征（PMS）和经前烦躁障碍（PMDD）中，情绪失调，特别是反刍思维，也是预测经前症状严重程度的重要因素 78。

4. 全球健康负担与社会影响

4.1 疾病负担量化评估

抑郁症和焦虑症等精神障碍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负担，这主要通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和健康生命年损失（YLDs）等指标进行量化评估。根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的系统分析，精神障碍在全球疾病负担中占据突出位置，且自1990年以来，其负担并未在全球范围内显著减轻 1。

DALYs与YLDs的构成与占比： DALYs是衡量疾病总负担的综合指标，由因早逝造成的生命年损失（YLLs）和因疾病或损伤造成的健康生命年损失（YLDs）两部分组成。对于精神障碍而言，其主要负担体现在YLDs上，因为大多数精神障碍直接导致长期残疾而非过早死亡（除饮食失调等少数情况外） 1。

总体精神障碍负担：在2019年，精神障碍导致的DALYs总计达1.253亿（95%不确定区间 [UI] 93.0-1.632亿），占全球总DALYs的4.9%（95% UI 3.9-6.1） 1。其中，YLDs在精神障碍总负担中占据绝大部分，2019年精神障碍导致的YLDs为1.253亿（95% UI 93.0-1.632亿），占全球总YLDs的14.6%（95% UI 12.2-16.8） 1。这使得精神和物质使用障碍成为全球YLDs的首要原因 80。
抑郁症与焦虑症的负担：抑郁症和焦虑症是其中贡献最大的两类精神障碍。2010年，抑郁症占精神和物质使用障碍所致DALYs的40.5%（31.7-49.2），而焦虑症占14.6%（11.2-18.4） 80。
工作年龄人口的负担：抑郁症对工作年龄人群（15-49岁）的健康和生产力影响尤为显著。2019年GBD数据显示，全球工作年龄人口的抑郁症患病率、发病率和DALYs均有所增加 81。
神经系统疾病的整体负担：2021年GBD研究显示，影响神经系统的37种疾病（包括多种精神障碍）合计成为全球DALYs的首要原因（4.43亿，95% UI 3.78-5.21亿），影响了全球43.1%的人口（34亿人） 82。虽然这些疾病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DALYs率在1990年至2021年间有所下降，但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几乎保持稳定 82。

COVID-19大流行对疾病负担的影响：COVID-19大流行显著加重了全球疾病负担。2021年，COVID-19成为全球DALYs的首要原因（2.12亿，95% UI 1.98-2.345亿），其次是缺血性心脏病（1.883亿）和新生儿疾病（1.863亿） 5。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至2021年间，年龄标准化DALYs率增幅最大的三类疾病中，焦虑症（16.7%）和抑郁症（16.4%）位列其中，凸显了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巨大冲击 5。

与其他疾病的共病负担：抑郁症与其他躯体疾病的共病进一步加重了疾病负担。

精神障碍与躯体疾病的关联：精神障碍不仅独立造成健康损失，还通过增加罹患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促成非故意和故意伤害来间接影响健康。反之，许多躯体疾病也会增加精神障碍的风险，共病使得寻求帮助、诊断和治疗变得复杂，并影响预后 83。
糖尿病与抑郁症：糖尿病患者罹患抑郁症的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抑郁症会影响糖尿病的自我管理，如依从性差、生活方式不健康，进而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的恶化，增加整体DALYs。
心血管疾病与抑郁症：抑郁症与心血管疾病存在双向关联。例如，抑郁症会增加缺血性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风险，反之，心血管疾病患者也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 84。抑郁症不仅作为独立因素导致DALYs，还通过增加自杀（1600万DALYs）和缺血性心脏病（近400万DALYs）的负担，使抑郁症的总DALYs占比从3.0%上升到3.8% 85。
神经系统疾病共病：精神障碍本身常与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共病，加剧了整体负担。例如，在西班牙，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偏头痛、物质使用障碍和焦虑症是神经精神疾病DALYs的前五大原因，占这类疾病总DALYs的70.9% 86。

综上所述，抑郁症和相关心理问题是全球范围内导致YLDs的主要原因，其对DALYs的贡献持续且显著，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进一步加剧。此外，精神障碍与其他躯体疾病的共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形成了复杂的疾病交互网络，使得疾病负担进一步放大，强调了将精神健康融入整体健康框架的必要性。

4.2 社会经济成本

抑郁症及相关心理问题不仅造成巨大的疾病负担，还带来沉重的社会经济成本，主要体现在生产力损失、医疗资源消耗以及对教育系统的负面影响等方面。

生产力损失：抑郁症对个体工作能力和生产力造成显著损害，包括工作缺勤（absenteeism）和在职效率低下（presenteeism）。

工作缺勤：抑郁症患者因疾病发作或治疗而无法正常上班，导致直接的生产力损失。一项研究发现，患有重度抑郁症（MDD）的员工因缺勤和在职效率低下导致的生产力损失成本，平均占其年薪的33.4%，远高于对照组的2.5% 87。及时有效的精神科治疗（如8周的抗抑郁治疗）能显著减少缺勤和临床症状，并将自评工作表现提高31.8%，相当于每位员工每年节省7508美元的成本 87。
在职效率低下：即便抑郁症患者坚持上班，其认知功能、专注力、决策能力和工作效率也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人在岗心不在”，即在职效率低下 88 89。一项针对实习医生的研究显示，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与在职效率低下呈显著负相关，抑郁程度越高，工作表现越差 88。该研究估算，若能将因抑郁导致的在职效率低下水平恢复至基线水平，每年可为所有实习医生带来12亿美元的生产力收益 88。另一项研究也强调，抑郁症相关的生产力损失中，在职效率低下所占比例高于缺勤 89。这表明，雇主承担了抑郁症造成的大部分经济负担 89。
治疗抵抗性抑郁症（TRD）的更高成本：与非治疗抵抗性抑郁症（non-TRD）患者相比，TRD患者的经济负担显著更高，包括直接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 90 91。例如，在泰国的一项研究中，TRD患者的年化经济成本为每人276,059.97泰铢（约合7,668.33美元），显著高于非TRD患者的173,487.04泰铢（约合4,819.08美元） 90。另一项针对英国11万患者的纵向研究显示，TRD患者的医疗资源利用率更高，平均总医疗成本比MDD患者高出1.5倍 91。这些患者的精神和躯体共病风险也更高，例如焦虑、哮喘和酒精滥用等 91。

医疗资源消耗：抑郁症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显著增加，导致医疗系统资源的大量消耗。

初级医疗中的高就诊率：抑郁症在初级医疗环境中普遍存在，其患者倾向于频繁就诊，且医疗成本远高于非抑郁症患者 92 93。即使在调整了躯体疾病共病因素后，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的医疗总成本仍显著更高，这主要体现在对普通医疗服务的利用增加，而非精神健康治疗成本的增加 92 94。一项研究发现，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年平均医疗费用比非重度抑郁症患者高出约三倍（19,838美元 vs. 6,268美元），尤其是在伴有中度至重度疼痛干扰的患者中，MDD患者的医疗费用是非MDD患者的2.33倍 94。
治疗依从性与成本：虽然抗抑郁药物治疗被证实能有效降低生产力损失，但初级医疗环境中MDD患者的治疗管理往往不规范，导致治疗依从性差和医疗资源利用率高 93。例如，超过75%的MDD患者在6个月内停用抗抑郁药物，这不仅影响治疗效果，也可能导致后续更多的医疗干预和更高的成本 93。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治疗的成本可能被因生产力提高（如减少工作日损失）所节省的成本完全抵消，尤其是在考虑其他未纳入分析的益处（如减少痛苦和提高在职效率）时 95 96。例如，美国《平价医疗法案》（ACA）的实施，预计可使每位患者终生抑郁症治疗和生产力损失成本减少215美元，并增加0.01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若推广至所有美国成年人，可节省473亿美元并增加220万QALYs 95。

对教育系统的影响：抑郁症及相关心理问题对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学业表现和整体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学业表现下降：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心理困扰，如抑郁、焦虑和压力 97 98。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显示，27.1%的学生存在心理困扰，7.3%存在职业倦怠 97。高水平的心理困扰和压力通常与学业成绩不佳相关 98。职业倦怠，特别是在护理专业的学生中，与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状况呈负相关，影响学生的自我概念和学习投入 99。
大学入学初期的高风险：大学一年级是学生面临巨大挑战的时期，心理困扰的患病率较高 97。研究表明，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心理困扰患病率为27.1%，即使职业倦怠的患病率较低（7.3%），也提示了早期预防和干预的必要性 97。在大学生中，学术表现、成功压力和毕业后规划是导致压力、焦虑和抑郁的主要担忧 98。
学生群体的脆弱性：转学生、高年级学生以及校外住宿的学生更容易出现压力、焦虑和抑郁症状 98。非健康科学专业的学生也显示出更大的抑郁风险 97。这些证据强调了高校需持续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并制定针对性的治疗和支持方案，以减轻心理问题对学业的负面影响 98。

5. 干预策略与未来方向

5.1 现有治疗与新兴疗法

抑郁症的治疗方法日益多样化，但传统疗法仍面临局限性，促使研究人员不断探索新兴疗法，以期提高治疗效果，特别是对于治疗抵抗性抑郁症（TRD）患者。

传统治疗的局限性与进展：

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和认知行为疗法（CBT）是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一线治疗方案。SSRI通过增加大脑中血清素的浓度来发挥作用，而CBT则通过改变患者的非适应性思维模式和行为来改善情绪。虽然这两种方法对多数患者有效，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约30%）对至少两种一线抗抑郁药物治疗无效，被诊断为治疗抵抗性抑郁症（TRD）100 101。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治疗研究显示，SSRI与CBT联合治疗的效果优于单一疗法，并且在症状改善方面更为显著102。然而，CBT的附加益处通常在治疗后期才显现102。对于TRD患者，现有策略包括锂盐、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和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等药物增效方案，以及改变抗抑郁药物类别100。然而，这些方法的效果有限，且常伴有副作用。

新兴疗法：多维探索：

为了解决传统治疗的局限性，多种新兴疗法正在被积极研究和应用于临床：

赛洛西宾（Psilocybin）：这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具有致幻作用的生物碱，在某些蘑菇中发现，作为血清素受体激动剂，尤其是在5-HT受体上发挥作用103。初步研究显示，赛洛西宾在治疗重度抑郁症，特别是TRD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103 104。在一项针对TRD患者的二期双盲试验中，单次25毫克剂量的赛洛西宾在3周内显著降低了抑郁评分，且效果优于1毫克的对照组，但伴有头痛、恶心和头晕等不良反应105。另有研究探讨其在老年重度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潜力，认为赛洛西宾可能通过调节神经可塑性和神经炎症等机制发挥作用106。
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TMS是一种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通过电磁感应调节大脑皮层活动，已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重度抑郁症107。它特别适用于对药物反应不佳的TRD患者100。虽然TMS对年轻成人TRD的疗效已得到证实108，但其在老年抑郁症中的疗效仍在研究中，目前研究结果存在显著异质性108。对于青少年抑郁症，现有研究（主要是非对照研究）显示TMS可能有效，但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仍缺乏，且现有大型随机试验表明TMS不一定优于假刺激109。神经影像学技术正被用于优化TMS靶点，通过识别与深部边缘区（如扣带回下部）功能连接的额叶区域，以提高治疗效果110。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和性别肯定激素：对于跨性别和性别多样性（TGD）青年，性别肯定医疗（Gender-Affirming Care, GAC）被认为是“救命”的干预措施111。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对于接受GAC的TNB青少年，启动青春期阻滞剂或性别肯定激素治疗与12个月内抑郁症和自杀率的降低显著相关26。虽然GAC在肯定性别认同方面具有益处，但有研究指出，即使在接受性别肯定手术后，跨性别个体仍可能面临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风险29。这强调了在GAC过程中和之后，持续提供对性别敏感的心理健康支持的重要性29 112。
其他新兴疗法：
- 圣约翰草（St. John's Wort）：作为一种流行的草药疗法，圣约翰草在治疗轻中度抑郁症方面显示出与SSRIs相当的疗效和安全性，且停药/退出率更低113。
- 酮胺（Ketamine）：已被批准用于TRD的快速起效抗抑郁剂，在缓解自杀意念方面也显示出效果101 103。
- 生长分化因子11（GDF11）：被描述为一种抗衰老分子，最新研究表明GDF11能积极调节神经发生并增强神经元活性，从而减轻抑郁样行为，为开发新型抑郁症疗法提供了新的靶点114。

这些新兴疗法的出现，为抑郁症，特别是TRD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多数疗法仍需大规模、长期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证实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并明确其在不同患者群体中的适用性。

5.2 预防与公共卫生措施

鉴于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日益增长的全球负担，有效的预防与公共卫生措施变得至关重要。这些措施应涵盖不同生命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通过多层级干预来促进心理健康，并减少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

学校心理健康项目：学校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所，是实施心理健康预防和早期干预的关键阵地。全球多个国家已探索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学校系统。

早期筛查与转介：在学校环境中进行心理健康筛查是早期识别高危学生并及时提供支持的有效途径。例如，美国的一项合作倡议建议，通过分阶段评估流程，包括初级简短筛查和后续深入评估，来识别青少年（10-24岁）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将其转介至基于证据的护理服务 115。这种筛查机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严重精神疾病，为早期干预赢得宝贵时间。
综合性支持服务：学校不仅仅是提供学术教育的场所，也应是提供全面支持服务的社区中心。例如，在美国达拉斯公立学校，其青年与家庭中心（Youth and Family Centers, YFCs）为学生及其家庭提供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及其他支持服务 116。这些中心配备持证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和支持，从而减少纪律问题、课程失败和缺勤率 116。
提升心理素养与抗逆力：学校还可以通过课程设置、工作坊等形式，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教授应对压力、情绪管理和解决问题的技能，从而增强其心理抗逆力。对于临床精神病高危人群（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CHR-P）的服务，也延伸到公共卫生预防领域，通过学校、社区的宣传和教育，促进心理健康的普遍提升 117。

社区支持：社区是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社区支持系统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社会安全网与资源整合：社区可以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整合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资源，为弱势群体提供全面的支持。例如，学校供餐计划等社会福利项目，对改善弱势儿童的营养状况和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社区层面的社会支持和资源可及性对减轻民众的心理压力至关重要。
特定弱势群体的支持：对于无家可归或住房不稳定人群，由于其面临更高的精神疾病风险，加强案例管理和社区支持尤为重要。研究表明，强化案例管理（Intensive Case Management）能显著减少无家可归的时间，并改善物质使用状况 118。批判性时间干预（Critical Time Interventions）和积极社区治疗（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已被证明在减少再住院率和改善住房稳定性方面具有保护作用，并且积极社区治疗相对于标准案例管理具有成本效益 118。
移民与难民群体的心理支持：难民儿童在经历冲突、被迫移民和寻求安全的过程中，面临独特的创伤性经历 119。社区应提供文化敏感的心理支持服务，并关注家庭分散、严格的移民政策等负面经历，同时加强建设性育儿和社区支持等保护性因素 119。

工作场所干预：工作场所是成年人花费大量时间的环境，其心理健康状况对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具有深远影响。

改善工作条件：工作条件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关联，不良的工作条件可能会增加精神障碍的风险，例如抑郁症 120。特别是在高压行业，如医护人员，在危机时期和挑战性工作条件下，面临更高的压力、倦怠、道德伤害、抑郁及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 121。针对重症监护病房护士的研究发现，低工作满意度与高倦怠水平呈负相关，因此改善工作条件（如薪资、职业发展机会、心理健康支持）对降低倦怠至关重要 122。
组织层面干预：除了关注个人层面，工作场所干预应更多聚焦于组织层面的变革。例如，一项针对医院医护人员的调查发现，医护人员更倾向于改善管理干预措施，如解决护士人员不足、工作量控制以及改善工作环境，而非仅仅是个人层面的健康项目或抗逆力培训 123。组织应实施循证干预和组织措施，以保护和支持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和福祉 121。
支持性文化建设：创建支持性的工作文化，鼓励员工寻求心理帮助，消除污名化，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以及定期进行心理健康评估，都有助于构建健康的职场环境。系统性回顾发现，全系统健康工作场所干预措施，通过满足当地需求、全员参与、领导力支持等，能够改善员工的健康和福祉 124。
减少工作场所暴力：医护人员，特别是医生，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面临工作场所暴力问题 125。暴力不仅直接威胁医护人员人身安全，还导致其心理健康恶化、倦怠、创伤应激，甚至影响患者护理质量 125。因此，采取措施增强对工作场所暴力的理解、预防和管理，是保障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 125。

通过这些多维度、系统性的预防和公共卫生措施，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应对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的挑战，提升全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

5.3 政策与系统强化

为有效应对全球抑郁及相关心理问题的挑战，政策制定者和卫生系统管理者需采取多维度、系统性的强化措施，尤其关注低收入国家的服务可及性、心理与躯体健康的整合以及气候变化等长期社会风险。

加强低收入国家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精神障碍的治疗缺口巨大，高达76-85%的精神疾病患者未能获得治疗 126。这主要是由于财政资源有限、卫生组织效率低下、人力资源不足、药物匮乏以及患者面临精神病院路途遥远、自费支付和污名化等障碍 126。因此，强化低收入国家的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是当务之急。

培训基层医务人员：将心理健康服务整合到初级卫生保健中是提高可及性的有效策略。通过培训基层医生和其他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者识别、管理常见的精神疾病，可以显著扩大服务覆盖范围 127 128。这不仅能够弥补精神科专家短缺的现状，还能降低患者就医成本，减少污名化，因为患者可以在熟悉的社区诊所而非专门的精神科机构寻求帮助。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精神卫生差距行动计划》（mhGAP）旨在通过非精神科卫生工作者提供基于证据的护理来扩大精神卫生服务的覆盖范围。
优化资源配置：低收入国家需要针对精神卫生投入有限的现实，优化现有资源的配置。例如，通过开发和实施适合当地需求的护理方案，并采取任务分担（task-shifting）的方法，让更多非专业人员参与到精神卫生服务中来 128。
社区参与和去污名化：在塞拉利昂等低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的污名化和对精神疾病的传统观念严重阻碍了服务的利用 129。政策应支持社区参与，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挑战负面刻板印象，从而促进精神卫生服务的采纳 127 129。

整合心理与躯体健康管理：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常常共存，且相互影响，导致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130。因此，将心理健康护理整合到初级保健中是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关键策略。

协同护理模式：整合行为健康和初级保健的模式，如协同护理（Collaborative Care Model, CoCM）或初级保健行为健康（Primary Care Behavioral Health, PCBH）模式，被认为是可操作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131。这些模式旨在将行为健康专业知识引入医疗机构，以改善患者预后、增加治疗能力并减少污名 131。研究表明，整合护理模式在治疗共病障碍（如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方面比传统非整合模式更有效，能够减少物质使用障碍并改善患者的精神健康状况 132 133。
筛查与早期干预：对于患有慢性躯体疾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应常规进行抑郁和焦虑筛查。例如，心血管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对这部分人群进行早期筛查和干预，不仅可以改善心理健康，也可能对心血管疾病的预后产生积极影响 130。这种整合的护理方法有助于识别并解决未被发现的心理健康问题，从而提高整体治疗效果。
测量导向的护理（Measurement-Based Care, MBC）：MBC是有效整合护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它通过重复及时地使用经过验证的评估工具，为个体患者的医疗决策提供信息 131。MBC比其他复杂模型需要更少的财务、人员和IT投入，可以由初级医疗提供者独立实施，为解决行为健康危机提供了潜在方案 131。

应对气候变化等长期社会风险：气候变化被认为是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的最大威胁之一，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日益凸显 134 135。极端天气事件、环境退化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不稳定，都可能加剧心理健康问题。

政策整合：气候变化和心理健康的应对策略应纳入国家卫生政策和可持续发展规划中。政策制定者需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精神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134 136。例如，通过早期预警系统和社区韧性建设，减少极端天气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冲击。
弱势群体保护：气候变化对低收入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 134 137。这些群体在面对气候灾害时，不仅身体健康受损，心理健康也更容易受到创伤。因此，政策应优先保护这些高危人群，提供适应性措施和心理支持服务。
多部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需要跨部门合作，包括卫生、环境、农业、城市规划等部门。例如，城市绿地建设不仅有助于缓解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量，还能为居民提供休闲空间，促进心理健康 137。
可持续发展：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不仅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还能带来空气质量改善、促进体育活动等健康协同效益，从而提升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137。

总之，政策与系统强化需要从全球视角出发，通过加强低收入国家的基础医疗服务、推动心理与躯体健康的整合以及前瞻性地应对气候变化等长期社会风险，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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