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毒品流行现状及其健康与社会危害研究综述

1. 全球毒品流行的现状与趋势

1.1 主要毒品类型的全球分布与流行特征

全球毒品流行呈现出复杂的区域差异性和主导类型多样性。阿片类药物、兴奋剂和合成毒品是当前全球毒品市场上的主要类别。

芬太尼及其类似物作为强效合成阿片类药物，其非法生产和贩运已成为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在北美地区。芬太尼的药效是海洛因的50倍，生产成本低廉，易于通过邮件等渠道分销，导致其在美国的非法阿片类市场中泛滥成灾1。根据对暗网市场数据的分析，芬太尼及芬太尼类似物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持续存在，其中超过44.7%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广告涉及芬太尼（包括药用和非药用）或其类似物2。加拿大是合成海洛因（一种新型合成阿片类药物）的主要发货地，而其他新型合成阿片类药物（如U-47,700、AP-237）则主要从中国发货2。

甲基苯丙胺（冰毒）是全球滥用第二广泛的毒品，仅次于大麻，全球约有3500万使用者3。在美国，甲基苯丙胺的使用率和相关死亡率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预示其可能成为继阿片类药物之后的下一个物质滥用危机，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蔓延4。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合成毒品（包括甲基苯丙胺）的使用在2003年至2010年间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新吸毒者中海洛因的比例下降了52.3%，而合成毒品的比例激增了860.7%5。

可卡因是全球范围内第二大被滥用和贩运的非法药物，尤其在15-34岁的男性群体中，其终生使用率、去年使用率和上月使用率都较高6。

合成卡西酮类药物，通常被称为“浴盐”，是另一类日益受到关注的合成兴奋剂。这类物质并非真正的浴盐，而是含有甲氧基去氧麻黄酮（MDPV）和甲卡西酮等兴奋剂成分7。在波兰，随着有害物质被列入违禁品清单，新的设计师药物（如“dopalacze”）迅速出现在市场上，其中合成大麻素和卡西酮衍生物占大多数8。匈牙利东南部的研究显示，在2008年至2015年间，甲基苯丙胺等经典兴奋剂的使用保持稳定，但设计师兴奋剂（SDDs）在2012-2013年达到高峰，甚至超过了经典兴奋剂的流行率，其中戊酮、3-MMC、αPVP、αPHP和4-CMC是常见的SDDs9。

澳大利亚则面临处方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挑战。自19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阿片类药物处方量显著增加，特别是在2015年前的20年里，处方量增长了15倍，其中羟考酮的使用量急剧上升10。虽然鸦片类药物处方数量持续增长，但人均口服吗啡当量（OME）衡量使用量自2014年以来可能已趋于平稳10。可待因仍然是最普遍获得的阿片类药物，其次是羟考酮和曲马多10。此外，苯二氮卓类药物在澳大利亚老年人群中的使用虽然在2010年至2016年间略有下降，但仍然处于不适当的高水平，特别是85岁以上的老年人11。

1.2 时间维度的流行变化：2015-2025年关键数据

在2015年至2025年期间，全球毒品流行呈现出显著且令人担忧的变化趋势，尤其在甲基苯丙胺使用量、阿片类过量死亡数以及物质使用障碍（SUD）患病率方面。

甲基苯丙胺使用量与浓度：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NHANES）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8年间，美国可卡因或甲基苯丙胺的使用率和使用频率均有所增加，而首次使用年龄相对稳定，约为20岁 12。更值得关注的是，对美国4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尿液毒品检测（UDT）样本的分析显示，从2013年到2023年，尿液样本中甲基苯丙胺的调整后浓度显著上升，从2013年的665.27 ng/mg肌酐增加到2023年的3461.59 ng/mg肌酐 13。这表明，不仅使用人数增加，个体暴露于甲基苯丙胺的量也在显著上升。

阿片类过量死亡数的激增：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是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尤其在美国。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美国多个州报告了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率的显著增长。阿拉斯加、科罗拉多、印第安纳、内华达、北卡罗来纳、罗德岛和弗吉尼亚州的阿片类过量死亡率均出现大幅增长，例如阿拉斯加增加了55.3%，科罗拉多增加了80.2% 14。芬太尼及其合成阿片类药物是导致这些死亡激增的主要原因 1415。对Reddit物质使用论坛的趋势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2013年至2021年间，芬太尼相关内容在所有毒品相关子版块中增长了1292%，其中多药物滥用和兴奋剂子版块的增长最为迅速 16。此外，从2013年到2023年，尿液样本中芬太尼的调整后浓度从4.61 ng/mg肌酐显著增加到38.23 ng/mg肌酐，而海洛因的浓度同期有所下降 13。这表明芬太尼已逐渐取代传统阿片类药物，成为过量死亡的主要驱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美沙酮相关的过量死亡在2020年3月之后也呈现上升趋势，无论是否涉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这尤其影响了西班牙裔和非西班牙裔黑人个体 17。

全球青少年群体的感染率变化：青少年群体对毒品的易感性令人担忧。根据对全球47个国家12-15岁学龄青少年（2009-2018年数据）的调查，大麻使用率为7.02%，甲基苯丙胺使用率为4.05% 18。大麻使用在美洲地区最为普遍（11.31%），而非洲地区则有最高的甲基苯丙胺使用率（4.34%） 18。高收入国家的大麻使用率最高（9.45%），而低收入国家最低（3.46%） 18。此外，在法国，普瑞巴林（pregabalin）的娱乐性使用在青少年中急剧增加，特别是在2018年之后，这些使用者多为男性，中位年龄15岁，且大部分无家可归或居住在移民收容所 19。这表明青少年群体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毒品类型上都面临着严重的滥用风险。

综上所述，2015年以来，全球毒品流行呈现出阿片类（特别是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滥用及其相关危害的持续上升趋势，并且在青少年群体中，新兴合成毒品和传统毒品的滥用率也居高不下，这无疑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了重大威胁。

2. 毒品滥用的健康危害：生理与心理双重影响

2.1 直接生理损害与并发症

毒品滥用对人体造成广泛而深远的生理损害，这些损害不仅涉及特定器官系统，还表现为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滥用者的健康和生命质量。

口腔健康问题：物质滥用与口腔健康状况恶化密切相关。滥用者普遍存在更高的龋齿（龋坏、缺失和充填牙齿，DMFT指数）和牙周疾病发生率 20。一项针对非法毒品（如大麻和可卡因/可待因）使用者的研究发现，这些人群的口腔黏膜病变发生率显著增加，唾液流速降低 21。另一项研究则具体指出，吸烟/无烟烟草的滥用与更高的龋齿患病率相关（平均DMFT指数为4.73±4.32），且口腔卫生指数显著更差，烟草使用持续时间和频率与中度及重度龋齿水平呈正相关 22。毒品滥用者通常较少接受牙科护理，导致龋齿情况更严重，但修复体更少 20。

肝脏疾病：肝脏是物质代谢的主要器官，因此毒品滥用极易导致肝脏损伤。酒精滥用是肝脏疾病的常见原因，可导致酒精相关性肝病（ALD），包括脂肪肝、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 23。年龄增长会加剧急慢性酒精引起的肝损伤，其机制可能与中性粒细胞中Sirtuin 1 (SIRT1) -C/EBPα-miRNA-223轴的下调有关 23。除了酒精，多种药物和毒品也会引起药物性肝损伤（DILI）24。自噬在酒精和药物性肝损伤中发挥保护作用，通过清除受损的线粒体、脂滴、蛋白质聚集体及肝细胞中的加合物来减轻损伤 24。

感染性疾病：注射吸毒是多种感染性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25。全球约有7110万人慢性感染HCV，其中注射吸毒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之一 26。在2015年，全球约有175万新增HCV感染病例 26。HIV感染者也常伴有HCV和HBV（乙型肝炎病毒）共感染，这些病毒具有相似的传播途径，包括静脉吸毒、输血和性接触 2728。缅甸的一项研究显示，HIV阳性渔民中HCV共感染率更高，且注射吸毒行为更为普遍，国际移民渔民的注射吸毒率高达23.0% 29。

心脏疾病：注射吸毒还与感染性心内膜炎（IE）特别是右侧感染性心内膜炎（RSIE）显著相关 25。RSIE约占所有感染性心内膜炎病例的5%至10%，主要发生在注射吸毒人群中，且常伴有HIV和HCV共感染 3031。从2010年到2015年，与注射吸毒相关的感染性心内膜炎住院率增加了12倍 25。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最常见的致病菌 31。右侧感染性心内膜炎通常表现为持续发热和呼吸道症状，而左侧感染性心内膜炎常见的全身栓塞体征则不明显 31。及时诊断需要高度怀疑。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仅注射吸毒相关感染性心内膜炎导致的死亡将造成超过726万年的潜在寿命损失 25。此外，2012年，美国因阿片类使用障碍（OUD）相关的住院治疗达53万例，其中7亿美元的费用与OUD相关的感染有关 25。

这些生理损害和并发症的广泛存在，凸显了毒品滥用对个体健康的严重威胁，并对全球公共卫生系统构成了巨大挑战。

2.2 心理与精神健康风险

毒品滥用对心理和精神健康的损害是深远且复杂的，常常导致物质使用障碍（SUDs）与其他精神疾病的共病，并涉及复杂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物质使用障碍（SUDs）的发展路径：物质使用障碍，例如甲基苯丙胺使用障碍（MUD）和阿片类使用障碍（OUD），其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个体在接触毒品后，逐渐形成依赖，并最终演变为慢性复发性疾病。神经影像学研究揭示，慢性兴奋剂和阿片类药物使用会导致大脑过程和回路的缺陷，这些缺陷与对毒品线索的反应性增强以及目标导向决策能力的下降有关 32。大脑犒赏回路（特别是伏隔核、腹侧被盖区）和认知控制回路（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失调在SUDs的发生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研究表明，情感性精神障碍和物质滥用障碍可能存在共同的生物学机制，涉及多巴胺、GABA和谷氨酸等神经递质及其受体，以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激活，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也参与其中 33。

与抑郁症、焦虑症的共病关联：

• 兴奋剂与抑郁症：兴奋剂依赖个体患抑郁症的比例远高于普通人群。抑郁症状被认为是兴奋剂戒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两种疾病的共病可能反映了血清素、多巴胺和肽系统（如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和神经肽Y NPY）功能的共同神经化学改变 34。这些改变在患者以及抑郁症和兴奋剂依赖的动物模型中均有观察到，特别是在边缘脑结构中 34。尽管两者之间似乎没有显著的共享遗传或基因关联，但兴奋剂可能会诱导与抑郁症相似的神经生物学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成为治疗靶点 34。例如，甲基苯丙胺会作为多巴胺能神经毒素，导致精神病患者出现更多的锥体外系副作用（EPSE），尤其是那些长期使用甲基苯丙胺的患者，随着抗精神病药物剂量的增加，EPSE的发生可能性更高 35。
• 甲基苯丙胺与精神障碍：甲基苯丙胺使用障碍（MUD）常始于青春期，并常伴有其他精神或心理障碍。普遍存在的共病包括烟草使用障碍、品行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和注意缺陷障碍 36。这些共病机制复杂，可能包括：预先存在的障碍促使个体通过甲基苯丙胺进行自我治疗；慢性甲基苯丙胺使用诱发精神障碍；以及MUD与精神障碍共享风险因素 36。甲基苯丙胺和阿片类药物的滥用流行会导致严重的心理、身体和精神健康成本，反复复发以及过早死亡的风险增高 32。
• 大麻与精神病：大量证据表明，滥用非法药物，特别是大麻和甲基苯丙胺，在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学中具有病因学作用 3738。吸烟和精神分裂症之间存在高度共病，且尼古丁成瘾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神经机制复杂，可能涉及血清素、大麻素和谷氨酸的空间分布改变 39。

自杀倾向与死亡风险：物质使用障碍与自杀风险显著相关。患有SUDs的个体，尤其是在伴有抑郁症、焦虑症等共病的情况下，自杀念头和自杀行为的风险会大幅增加。COVID-19大流行期间，焦虑、恐惧、悲伤、适应困难、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自杀倾向在普通人群和特定亚群中均有所增加，而这种精神病理学的存在会增加物质滥用和酒精使用的风险，作为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 40。此外，有物质使用障碍的人群面临更高的COVID-19感染和重症风险，特别是阿片类使用障碍和烟草使用障碍患者，其住院和死亡结果也更差 40。这凸显了SUDs在多重风险因素叠加下对个体生存的严重威胁。

神经生物学基础：毒品对大脑的影响是其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的基础。奖赏和动机的神经回路被认为是毒品成瘾的神经基础 41。药物使用会募集室旁丘脑核（PVT）中的神经元，该区域被认为是控制目标导向行为的关键节点，并与边缘系统有相互联系 41。长期酒精暴露后谷氨酸能神经适应显著增强，特别是GluN2B-NMDA受体表达和功能的上调，这可能反映了活动依赖性适应性稳态可塑性 42。这些神经生物学改变解释了毒品滥用为何会改变情绪调节、认知功能和冲动控制，进而导致或加剧精神疾病的发生。

总而言之，毒品滥用与多种心理和精神健康风险紧密相连，形成恶性循环。深入理解其发展路径、共病关联及神经生物学基础，对于开发有效的干预和治疗策略至关重要。

3. 毒品问题的社会经济负担评估

毒品问题不仅对个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也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负担体现在医疗、司法、生产力损失以及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

3.1 医疗与司法系统的直接成本

毒品滥用对医疗和司法系统造成的直接成本是巨大的。这些成本主要来源于对物质使用障碍的治疗、过量死亡的紧急响应、以及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活动和感染性疾病的处置。

阿片类使用障碍及过量死亡的经济负担：阿片类危机尤其凸显了毒品问题的经济影响。在美国，2017年阿片类使用障碍和致命性阿片类药物过量的社会成本估计高达1.02万亿美元43。这一庞大数字主要由阿片类使用障碍导致的生命质量下降以及致命性阿片类过量导致的生命损失价值构成43。在更早的评估中，2001年美国处方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总成本约为86亿美元，医疗费用方面，阿片类滥用者的人均医疗费用为15,884美元，而非滥用者为1,830美元44。到2015年，有强力证据表明，美国处方阿片类药物滥用的社会成本已超过每年500亿美元44。加拿大和美国是全球人均阿片类药物使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也因此面临着阿片类危机的毁灭性后果。最新的数据显示，阿片类危机在美国造成的经济负担为785亿美元，在加拿大为35亿美元45。

具体到医疗系统，阿片类相关急诊科就诊的费用是显著的。2016年至2017年间，美国急诊科因阿片类相关诊断和过量就诊的病例总计288万次（占所有成人急诊就诊的1.23%），产生了95.7亿美元的急诊费用，即每年约47.8亿美元46。其中，医疗补助（Medicaid）和医疗保险（Medicare）承担了总费用的66%46。对于州级医疗补助计划而言，阿片类使用障碍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长。1999年至2013年间，美国17个州的医疗补助计划中，被诊断为阿片类使用障碍的患者数量增加了378%，从39,109人增至186,979人。同期，医疗补助与阿片类使用障碍相关的总成本增长了两倍多，从1999年的9.19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30多亿美元47。将这一数据推算至全美范围，医疗补助与阿片类使用障碍相关的成本从1999年的20多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80多亿美元，15年间累计总成本超过724亿美元47。

注射吸毒相关感染的医疗支出与司法干预成本：注射吸毒是多种感染性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这些疾病的治疗也带来了巨大的医疗负担。例如，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严峻挑战，约有80%的HCV感染负担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48。在中国天津，虽然政府通过创新的融资模式显著减轻了患者治疗HCV的经济负担（退休人员和在职员工的自付费用分别为其月工资的0.7和1.0倍），但HCV治疗本身仍是一项昂贵的支出，需要强大的战略性价格谈判和集中采购来降低成本49。

注射吸毒者（PWID）常常经历严重的注射相关感染（IRIs），这也给医疗系统带来了高昂的成本。例如，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对住院的PWID人群进行评估显示，注射相关感染导致了显著的医疗系统成本50。此外，酒精使用障碍也是全球最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其社会成本极高，但治疗却往往不足51。虽然酒精使用障碍的成本与毒品滥用有所不同，但两者共同构成了物质滥用在医疗和司法系统中的沉重负担。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19）显示，酒精使用导致的死亡中，有6.8%（95%不确定区间：5.2-8.5%）归因于损伤52，这其中包含大量的急诊和住院医疗费用以及司法干预成本。

综合来看，毒品问题，特别是阿片类药物滥用和注射吸毒相关感染，给医疗和司法系统带来了万亿美元级别的经济负担，这不仅消耗了大量公共资源，也使得社会在应对其他公共卫生挑战时面临更大的压力。

3.2 间接社会影响与长期损失

除了直接的医疗和司法成本，毒品问题还带来了广泛的间接社会影响和长期损失，这些影响往往难以量化，但对社会结构和发展造成了深远破坏。

生产力损失：物质滥用导致的生产力损失是毒品问题最显著的间接成本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因过早死亡、失能、疾病以及缺勤和工作表现不佳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参与率下降。酒精和药物滥用是导致生产力损失的关键因素，通过提高医疗保健成本、增加犯罪行为、造成失业和降低工作效率来产生经济影响 53。例如，在挪威，尽管酒精相关的缺勤和出勤不足的发生率相对较低，但少数或单一员工的酒精问题仍可能对工作场所产生重大的、深远的负面影响，包括经济和实际问题，以及对更广泛的社会心理环境和工作场所安全造成的担忧 54。可卡因滥用对年轻成年毒品使用者影响尤为严重，导致生产力下降和过早的发病率增加 55。此外，脑损伤幸存者，特别是在生命早期受伤的个体，更可能在后期滥用药物和酒精 56。创伤性脑损伤（TBI）后的酒精滥用与较差的康复结果以及未来再次遭受头部创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相关，从而降低了积极的长期结果并大幅增加了社会成本 56。

家庭破裂与代际传递：毒品滥用对家庭结构和成员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并可能导致问题代际传递。胎儿酒精谱系障碍（FASD）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由孕期酒精暴露引起的，可导致儿童出现一系列神经行为缺陷，包括认知障碍、执行功能受损、语言发育迟缓、学习记忆困难以及适应功能和学业表现不佳等 57 58。FASD患儿通常存在智力或行为障碍，虽然无法治愈，但早期干预和终身支持有助于管理这些困难 59。孕期饮酒不仅损害胎儿发育，还会导致家庭内部冲突、忽视儿童以及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破裂的风险。

社区安全威胁与犯罪率上升：毒品滥用与犯罪活动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严重威胁社区安全。毒品交易、毒驾以及因获取毒品而实施的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都会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和犯罪率上升。此外，法律和政策对非法药物使用的刑事化，尤其对注射吸毒者（PWID）而言，对艾滋病毒（HIV）的预防和治疗产生了负面影响 60。研究表明，80%的毒品刑事化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刑事化对艾滋病毒的预防和治疗产生了负面影响，最常见的刑事化指标是监禁和街头警务，最常见的艾滋病毒预防和治疗指标是注射器共用和艾滋病毒感染率 60。这不仅加剧了疾病传播，也使得边缘化群体更难获得医疗和社会服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总而言之，毒品问题的间接社会经济负担是巨大的，它通过侵蚀劳动生产力、破坏家庭结构和代际健康、以及威胁社区安全等方式，对社会造成了广泛而持久的负面影响。有效解决毒品问题，需要综合考虑这些间接成本，并采取多部门协作的策略。

4. 高风险人群的流行特征与脆弱性分析

4.1 青少年与青年群体的易感性

青少年和青年时期（15-24岁）是物质使用障碍（SUDs）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这一群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特点使其对毒品滥用表现出更高的易感性。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2019年的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15-24岁年龄组的SUD患病率显著，突显了这一问题的普遍性61。

物质使用障碍患病率： 2019年，全球范围内5至24岁人群中，有3100万人患有物质使用障碍。全球在2019年，SUDs的平均患病率为1.22%61。物质使用障碍造成的伤残调整生命年（YLDs）中，有2.80%归因于SUDs，且在25岁之前发生的精神障碍YLDs占所有精神障碍YLDs的24.85%，这其中SUDs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61。在美国，毒品使用障碍的负担沉重且不断扩大，男性、年轻人口以及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亚型是尤其需要关注的群体62。

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

1. 同伴压力：同伴影响是青少年和青年物质滥用的一个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同伴压力对新兴成年人（18-29岁）的物质使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63。负面同伴压力（例如，同伴怂恿饮酒或吸食大麻）会增加狂饮、终生饮酒和终生吸食大麻的可能性63。在男性青少年中，同伴饮酒行为与个体酒精使用之间存在正相关64。此外，与偏差同伴的交往与物质使用的发生率密切相关，特别是当这种交往与交感神经系统反应迟钝相结合时65。这种同伴影响在青春期尤其强烈，因为青少年大脑中奖励系统的高度敏感性和前额叶控制系统的不成熟使其更易受外界刺激和风险行为的影响66。
2. 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是青少年和青年物质滥用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许多青少年可能会通过物质使用来“自我治疗”潜在的心理困扰。例如，美国2015-2019年国家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出于非自我治疗动机（如追求快感、试验）滥用处方阿片类药物的青少年和青年，其物质使用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的患病率最高67。即使是出于缓解疼痛等自我治疗动机，也需要对这些个体进行物质使用和心理健康筛查67。
3. 社交媒体影响：社交媒体在青少年和青年群体的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显示，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少年冒险行为之间存在积极的、小到中度的关联，包括物质使用（r = 0.19）和冒险性行为（r = 0.21）68。花费更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与青少年内化问题（如抑郁、焦虑）和共病性内化/外化问题（如攻击性行为）的风险增加有关，尤其是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69。对加州高中生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指出，青少年接触电子烟和/或大麻相关的社交媒体内容，包括朋友、微影响者甚至品牌发布的帖子，与电子烟、大麻使用以及两者共同使用的风险增加相关70。这表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传播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的物质使用观念和行为。
4. 大脑发育与风险决策：青少年时期大脑仍在发育，尤其是前额叶皮层，该区域负责执行功能、冲动控制和风险评估。这种“不成熟”的大脑结构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寻求刺激和冒险行为，且对延迟奖赏的评估能力较低6671。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青少年和青年对毒品的使用决策与毒品的可获得性、价格以及对非物质替代活动的价值判断有关71。研究还发现，与延迟奖赏决策相关的脑状态可以预测青少年戒毒干预的反应72。

综合来看，青少年和青年群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存在多重脆弱性，使其成为毒品滥用及其SUDs的高风险人群。理解这些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策略至关重要。

4.2 注射吸毒者与边缘群体的特殊风险

注射吸毒者（People Who Inject Drugs, PWID）及其所处的边缘群体面临着特殊的健康风险和脆弱性，这些风险主要源于注射行为本身导致的感染传播，以及低收入、无保险、住房不稳定等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健康结局恶化。

注射相关感染（HIV/HCV）的传播模式： 注射吸毒是艾滋病毒（HI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737475。共用针具和注射设备使得病毒能够直接进入血液循环，导致这些高危感染在PWID群体中迅速蔓延。

• HCV传播：HCV感染在PWID中极为普遍，全球注射吸毒者中抗HCV阳性率高达65%-90% 76。HCV感染者中约有80%发展为慢性感染，这些慢性感染者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76。研究显示，即使在同一城市的不同PWID群体中，HCV的流行率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对居住在旧金山街头和无家可归的PWID进行的分析发现，HCV抗体阳性率高达90.1%，这远高于当地其他研究中报告的约70%的HCV感染率。这表明无家可归等社会经济因素进一步加剧了感染风险。此外，PWID的社会网络在疾病传播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了解这些网络的结构有助于设计更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纽约市的研究发现，认识29岁以上的阿片类药物使用者与HCV阳性检测结果相关 77。在台湾，自2005年以来，注射吸毒者已成为HIV/AIDS流行的主要贡献者，由于注射吸毒者中HCV感染率高，导致HIV/HCV共感染显著增加 73。
• HIV传播：HIV和HCV感染具有相同的传播途径和共同的风险因素，因此HIV/HCV共感染在注射吸毒者中非常普遍 75。研究表明，在亚洲国家，注射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率从中国的6.3%到马来西亚的19%不等，HCV感染率从印度和台湾的41%到越南的74%不等 74。监狱和封闭设施为HIV和病毒性肝炎在拘留期间和释放后的传播创造了机会 78。全球范围内，注射吸毒者（PWID）的HIV感染率是其他囚犯的6倍，HCV感染率是8倍 78。

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结局的叠加恶化效应： 低收入、无保险、住房不稳定、种族歧视以及司法系统介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在注射吸毒者和其他边缘群体中相互作用，显著加剧了其健康脆弱性，导致更差的健康结局。

• 住房不稳定与无家可归：住房不稳定或无家可归的个体面临更高的HIV和HCV感染风险 79。例如，费城在2018年发现注射吸毒者中HIV感染爆发，发现露营地被拆除和缺乏针具获取是HIV持续传播的促进因素 79。无家可归不仅增加了感染风险，还严重阻碍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使得预防和治疗措施难以有效实施。研究表明，居住环境（如孤立饲养）可以影响行为敏感性的发展和持续性，即环境因素能改变药物滥用引起的成瘾行为 80818283。社会冲突等压力情境也会通过改变社会环境而影响乙醇诱导的行为敏感性 80。
• 低收入与无保险：贫困是健康差异的重要驱动因素 8485。低收入群体往往无法负担医疗费用，即使有保险，也可能因社会歧视和污名化而在获取医疗服务时遭遇障碍。一项针对使用毒品的女性的研究发现，社会稳定性（包括住房稳定和人身安全）与心理健康服务和医疗护理的可及性呈正相关，稳定性高的女性未满足的医疗需求显著降低 86。这表明改善社会因素有助于提升医疗可及性。
• 司法系统介入与刑事化：司法系统对药物使用的刑事化，特别是对注射吸毒者的刑事化，对HIV预防和治疗产生了负面影响 8788。逮捕、监禁和街头警务等刑事化措施不仅导致PWID中断治疗，还可能增加其在狱中感染疾病的风险 78。监狱中的药物使用和针具共用行为是HIV/HCV传播的重要原因，且预防服务（如美沙酮治疗、针具交换项目）在监狱中的可及性往往非常有限 78。对毒品检测中存在的种族差异性分析显示，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毒品检测中被不成比例地作为目标，尽管不同种族间的毒品使用率相似 89。这种偏见影响了就业机会、法律结果和治疗可及性，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偏见，导致歧视和边缘化的循环 89。
• 种族歧视与边缘化：种族和民族不平等广泛存在于医疗保健体系中，即使在以人为本的减害项目中也未能幸免 90。结构性健康决定因素框架必须体现反种族主义才能有效，否则将加剧边缘化群体的健康不平等 90。毒品使用中的种族化历史模式需要得到承认，以促进公平、反种族主义的护理 90。

综上所述，注射吸毒者和边缘群体面临的健康挑战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病毒感染风险、不良社会经济条件与结构性不平等共同作用，导致这些群体在健康、社会融合和生活质量方面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有效的干预措施必须超越单纯的疾病治疗，涵盖社会支持、住房保障、反歧视政策和司法改革等多个层面。

5. 毒品干预与治疗的进展及挑战

5.1 现有药物与行为治疗的效果与局限

毒品干预与治疗是应对全球毒品流行及其危害的关键环节。目前，针对不同物质使用障碍，药物治疗和行为疗法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也面临各自的局限性。

5.1.1 药物治疗：阿片类激动剂治疗（OAT）的效果与苯丙胺类药物治疗的困境

• 阿片类激动剂治疗（OAT）： 阿片类使用障碍（OUD）的治疗中，药物辅助治疗（Medication-Assisted Treatment, MAT）被认为是“金标准” 91。其中，美沙酮（Methadone）和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是主要的阿片类激动剂治疗（Opioid Agonist Therapy, OAT）药物，通过作为阿片受体激动剂来减少对阿片类药物的渴求和戒断症状 9293。 大量研究证实了OAT的有效性。美沙酮和丁丙诺啡治疗能够显著降低非法阿片类药物的使用率和过量死亡风险 9495。一项针对美国数据的回顾性分析显示，与未接受丁丙诺啡治疗的OUD患者相比，接受丁丙诺啡-纳洛酮治疗的患者在一年内的死亡率降低了34%（2.6% vs 4.0%；相对风险0.661），且缓解率提高了约1.9倍（18.8% vs 10.1%） 96。这强调了丁丙诺啡-纳洛酮作为OUD主要治疗手段的重要性 96。对于怀孕女性的OUD治疗，阿片类激动剂治疗（OAT）也是标准的护理方案 9497。此外，纳曲酮（Naltrexone）作为阿片受体拮抗剂，也用于OUD的治疗，尽管其在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中显示能减少非法阿片类药物使用，但对死亡率的影响证据尚不明确 95。 OAT的益处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也对社会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一项基于模型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与不治疗相比，使用美沙酮治疗每获得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的成本为16,000美元，而结合纳洛酮分发的美沙酮治疗为22,000美元/QALY。当纳入刑事司法成本时，所有形式的MAT（包括丁丙诺啡、美沙酮和纳曲酮）都比不治疗更具成本效益，每人一生可节省25,000至105,000美元，其中美沙酮联合应急管理（CM）的成本节约最大 91。这表明扩大OAT的可及性不仅能挽救生命，还能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然而，OAT的广泛应用仍然受限于可及性，尤其是在初级保健环境中，部分地区仍存在法规障碍 95。

• 苯丙胺类使用障碍（ATS）治疗的困境： 与阿片类药物不同，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甲基苯丙胺）使用障碍（ATS）的药物治疗进展缓慢，至今仍无获批的药理学疗法 9899。ATS成瘾是一个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带来重大的医疗、精神和经济后果 98。尽管研究人员在单胺、谷氨酸、内源性阿片肽和γ-氨基丁酸（GABA）系统等神经生物学机制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尝试了如安非他酮（Bupropion）、纳曲酮（Naltrexone）和米氮平（Mirtazapine）等药物，但目前尚未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具有显著疗效 9899。药物研发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开发新的临床前动物模型、设计严格的大规模临床试验以及考虑患者的遗传多态性 98。因此，针对ATS的药物治疗仍然是一个未被满足的巨大需求，需要更多的研究投入。

5.1.2 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与动机访谈（MI）

行为疗法在物质使用障碍的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常与药物治疗结合使用。

• 认知行为疗法（CBT）： 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广泛应用于精神障碍治疗的心理疗法，也被认为是物质使用障碍的一线干预措施 100101。CBT通过帮助患者识别并改变导致物质滥用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来发挥作用 101。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表明，CBT联合药物治疗在酒精或物质使用障碍（SUDs）患者中具有显著疗效 100。与常规护理结合药物治疗相比，CBT联合药物治疗具有益处（效应值g范围0.18-0.28） 100。CBT在青少年物质滥用治疗中也显示出积极效果，通常作为家庭疗法或多组分疗法的一部分 101102。 然而，CBT并非没有局限。研究发现，CBT在与药理治疗结合时，其效果不一定优于其他特定疗法（如动机增强疗法、应急管理） 100。此外，作为常规护理和药物治疗的附加疗法时，CBT的证据结果好坏参半 100。这表明，虽然CBT是有效的，但其在不同情境下的相对优势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并且可能需要根据具体药物类型和患者特征进行调整 100。对于同时患有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即双重诊断）的个体，CBT也被探索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尽管现有证据在疗效上仍有局限性，但CBT在改善精神健康或物质使用症状方面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改善 103。

• 动机访谈（MI）： 动机访谈（MI）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指导性的咨询方法，旨在通过探索和解决矛盾心理来增强个体改变行为的内在动机和承诺 104105。MI被广泛应用于物质使用障碍的治疗中，尤其是在初期阶段，以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改变意愿。 与不干预相比，MI可能在短期内（直至短期随访期）减少物质使用 104。在与评估和反馈相比时，MI在中期和长期随访中可能轻微减少物质使用 104。然而，与常规治疗（treatment as usual）或其他积极干预措施相比，MI对物质使用的影响可能很小或没有差异 104。对于改变意愿和治疗保留率，MI的作用尚不明确 104。尽管MI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但研究的异质性（包括参与者特征、所用物质和干预措施）以及对干预实施质量报告的不足，使得对其长期有效性的评估面临挑战 104106。此外，现有研究缺乏对MI强度更高或结合疗法的有效性评估 105。这意味着MI可能在启动改变动机方面非常有用，但在维持长期戒断方面可能需要与其他更全面的干预措施结合使用。

综合来看，现有药物和行为疗法在毒品干预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OAT在降低阿片类药物使用者的死亡率和改善预后方面效果显著，但仍需提高可及性。针对苯丙胺类药物的药物治疗仍是研究空白。行为疗法如CBT和MI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患者改变行为，但其长期疗效和在复杂共病情况下的应用仍有待深入研究和优化。

5.2 新型疗法与公共卫生策略的探索

面对传统疗法的局限和日益复杂的毒品流行态势，科学界和公共卫生领域正积极探索新型疗法和更具创新性的公共卫生策略，以期提高治疗效果、扩大服务可及性并降低成瘾风险。

5.2.1 非致幻迷幻剂类似物（如tabernanthalog）的抗成瘾潜力

迷幻剂（Psychedelics）因其在治疗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神经精神疾病方面的潜力而重新受到关注 107108。然而，其致幻作用限制了临床应用的可扩展性，尤其是在需要广泛监测和患者脆弱性的情境下 109。为克服这一挑战，研究人员正在积极开发非致幻性迷幻剂类似物（Non-hallucinogenic Psychedelics, NHPs）。

其中，tabernanthalog (TBG) 是从迷幻生物碱伊博加因（ibogaine）中衍生出的一种水溶性、非致幻、无毒的类似物 110。伊博加因在人类和动物中都表现出抗成瘾特性，其长效作用可能通过激活神经营养因子信号传导来修改与成瘾相关的神经网络 110。然而，伊博加因的毒性、致幻潜力和诱发心律失常的倾向阻碍了其临床开发 110。TBG的出现旨在规避这些安全问题，通过功能导向合成原则，识别并保留伊博加因的治疗药效团关键结构元素 110。

在啮齿动物模型中，TBG已被证明能促进结构性神经可塑性、减少酒精和海洛因寻求行为，并产生抗抑郁样效应 110。此外，TBG还能通过调节神经炎症和小胶质细胞激活，减轻癌症引起的认知功能障碍，这进一步凸显了其在神经精神疾病治疗中的潜力 111。与传统的致幻剂相比，TBG在不引起致幻作用的前提下展现出神经可塑性效应，为治疗物质使用障碍提供了一条潜在的新途径 107112。目前，针对NHPs在情绪和焦虑障碍中的应用，已有动物研究显示出抗抑郁样效果，且未观察到致幻反应，这为未来在人体研究中探索其抗成瘾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109。

5.2.2 远程医疗对可及性的提升

COVID-19大流行加速了远程医疗在物质使用障碍治疗中的应用，特别是对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OUD）的治疗。远程医疗模式通过消除地理障碍、降低交通成本和提高便利性，显著提升了治疗的可及性。

• 阿片类激动剂治疗（OAT）的可及性改善：疫情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对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的处方规定进行了多项放宽，以增加OUD患者获得该药物的机会，包括放宽X-waiver限制和允许远程医疗服务 113。一些研究案例表明，远程医疗结合未经观察的丁丙诺啡-纳洛酮居家诱导治疗克拉托姆（Kratom）使用障碍是成功的，为传统治疗可及性受限的地区提供了替代方案 114。此外，远程医疗与面对面治疗在丁丙诺啡治疗OUD患者的保留率上没有显著差异，但远程医疗在成本效益方面更具优势，为每增加1%的治疗保留率节省了3750美元的额外成本 115。这表明远程医疗不仅能维持治疗效果，还能降低总治疗成本，具有推广价值 115。
• 挑战与机遇：尽管远程医疗带来了诸多益处，但也面临挑战。例如，罗德岛州的数据显示，虽然处方CII-CV类物质的医生数量有所增加，且处方丁丙诺啡的医生比例翻倍，但丁丙诺啡的初始治疗人数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113。这提示，尽管政策有所放宽，但仍存在其他障碍限制了治疗的普及。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长期治疗结果、治疗依从性的性别差异，以及如何将远程医疗更好地整合到标准实践中，以优化资源分配和提高治疗可及性 115。

5.2.3 疫苗等前沿技术的研究进展

疫苗和免疫疗法作为一种创新策略，通过阻止毒品进入大脑或加速其在体内的清除，从而减弱甚至消除毒品的奖赏效应和毒性作用，为药物成瘾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前景 116117。

• 抗毒品疫苗：针对尼古丁、可卡因、甲基苯丙胺、苯环利定（PCP）和吗啡等多种毒品的疫苗正在高级开发阶段 116。疫苗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在血液中结合毒品，从而阻止或减缓毒品进入中枢神经系统 116118。这种药代动力学拮抗剂的作用可以减少毒品的欣快感和毒性效应，预防成瘾，并降低复发率 118。例如，可卡因是全球最古老、使用最广泛的非法药物之一，但目前尚无批准的药理学疗法来对抗可卡因依赖。抗可卡因疫苗的研发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尽管挑战重重，但已取得一定进展 119。
• 抗体疗法：除了疫苗，治疗性抗体也是免疫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抗体疗法的主要优势在于其能提供即时效果 117。通过开发高效、长半衰期的人源化抗体，可以靶向毒品分子，促进其在体内的清除，从而减轻毒品的生理和心理作用 117。抗体疗法在癌症治疗中已取得巨大成功，为药物成瘾领域提供了借鉴 117。

这些新型疗法和公共卫生策略的探索，为解决全球毒品流行带来的严峻挑战提供了新的希望。非致幻迷幻剂类似物有望提供更安全的治疗选择，远程医疗显著提高了服务的可及性，而疫苗和抗体等免疫疗法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成瘾的生物学基础，未来有望成为物质使用障碍防治的重要工具。

5.3 政策与预防措施的优化方向

有效的毒品政策与预防措施是控制全球毒品流行、减轻其健康与社会危害的关键。优化这些策略需要综合考虑毒品的危害性、高风险人群的脆弱性以及现有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并倡导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以人为本的综合性策略。

5.3.1 基于危害的毒品分类体系的应用价值

传统的毒品分类体系往往侧重于法律管制，而较少关注毒品对个体和社会的实际危害。《柳叶刀》（Lancet）杂志提出的评估矩阵提供了一个更具科学性和透明度的框架，用于评估各种毒品的危害，从而为制定更合理的毒品政策提供依据 120。

• 评估框架：该矩阵从九个维度评估毒品的危害，包括三个与个体健康相关的维度（例如，急性死亡率、慢性死亡率、依赖性）和六个与社会危害相关的维度（例如，相关犯罪、环境损害、经济成本） 120。通过专家评估和量化打分，该体系能够对不同毒品（包括非法药物和酒精、烟草等合法药物）的综合危害进行排名 120。这种方法弥补了传统分类的不足，使得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毒品带来的问题，并将其危害与现有的法律管制级别进行比较 120。
• 政策启示：基于危害的分类体系能够揭示一些传统认知误区，例如，酒精和烟草等合法药物在某些危害维度上的得分可能可能高于一些非法药物 120。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超越仅仅基于合法性的考量，转向更侧重于公共健康危害的策略。例如，可以根据毒品的危害程度调整税收、限制广告、实施更严格的销售管制，甚至对危害极大的合法物质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措施，同时对危害相对较低的非法物质考虑去刑事化或减刑，以将司法资源集中于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 提高公众意识：一个透明且基于证据的危害评估体系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不同物质危害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健康的决策。它还能为健康教育信息提供科学支持，增强其说服力。

5.3.2 针对高风险人群的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

早期发现和综合干预对于预防毒品滥用向物质使用障碍发展以及减轻其危害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青少年、注射吸毒者和边缘群体等高风险人群中。

• 早期筛查：
  • 青少年群体：青少年时期是物质滥用高发期，早期筛查能够及时识别有风险的个体。例如，在学校和社区环境中推广物质使用障碍的普遍筛查，结合问卷调查和简短的访谈，可以帮助识别那些早期开始使用毒品或有滥用倾向的青少年。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筛查也至关重要，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往往是物质滥用的驱动因素之一。
  • 医疗保健机构：在初级保健、急诊室和其他医疗环境中，对患者进行物质使用障碍的常规筛查、简短干预和转诊治疗（SBIRT）被认为是有效的策略。对于阿片类药物使用者，筛查和早期识别可以预防阿片类使用障碍（OUD）的发生 121。
• 综合干预策略：
  • 心理干预与社会支持结合：毒品问题通常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问题，因此，单一的干预措施往往效果有限。综合干预强调将药物治疗（如OAT）与行为疗法（如CBT、动机访谈）结合，同时辅以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例如，针对物质使用障碍患者的康复计划应包括职业培训、住房援助、家庭支持和再社会化服务，以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 针对特定高风险群体：
    • 青少年：针对青少年的干预应侧重于技能训练（例如，应对同伴压力的能力、情绪调节策略）、家庭支持（例如，改善亲子沟通、提供家庭治疗）以及学校环境中的预防教育。同时，应解决青少年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因为这些问题是物质滥用的重要危险因素 122。
    • 注射吸毒者（PWID）：针对PWID的干预措施应包括减害策略，如针具交换项目（NSP）和安全注射点（SIS），以减少HIV/HCV等感染性疾病的传播 123。同时，确保其获得全面医疗服务，并解决住房不稳定、贫困等社会经济障碍。
    • 边缘群体：对于面临多种社会经济劣势的边缘群体，干预措施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特殊需求，例如提供文化敏感的治疗服务、消除歧视、提供法律援助，并确保其在就业、住房和医疗方面的平等机会。
• 多部门协作：政策与预防措施的优化需要政府、医疗卫生系统、教育机构、司法部门、社区组织和家庭的多部门协作。例如，司法系统应考虑将毒品犯罪者转介至治疗而非单纯监禁，因为有研究显示，药物滥用治疗的后续护理对于预防复发至关重要 124。公共卫生部门应主导减害策略的推广和实施，并加强对毒品趋势的监测和研究。

通过采纳基于危害的毒品分类体系来指导政策制定，并实施针对高风险人群的早期筛查和综合性、多部门协作的干预措施，全球可以更有效地应对毒品流行带来的挑战，并减轻其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的危害。